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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年间苏轼五十多岁，忆旧之诗作于此时，四十年前，当是少年之际、十余岁时的事情。
即便那诗作得更晚，也晚不过元祐八年（1093），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贬出京、流落岭南了。元祐八年苏轼五十八岁，“四十年前”仍是他十八岁以前的事情，由此益发证实这位相约于山间寺庙中的异性“故人”，决不会是他十九岁才明媒正娶的王弗。
据此，前面列举的《东园丛说》中所谓“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一夕来奔，苏公……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说，在苏轼本人的作品里又得到印证；而“一夕来奔”之“夕”，与苏轼诗中、梦中“元夕”，好像也是不无关系。
按照《东园丛说》的说法，也许正是十八岁之前的某个“情人节”（元夕），少年苏轼向与他认识良久的“故人”发出告别之语。
关于苏轼与那“豪右之女”的离合聚散，与雷简夫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只能在小说中发挥想像、加以补足了。仅就以上史料而论，苏轼少年拒婚、逃婚既是足以成立的事实，也完全可被今人理解；即便他与那女子有过一段接触，甚至曾有过恋情，也应在意料之中。苏轼那时毕竟是个少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一开始就能洞察父亲挚友雷简夫的言行，倘若住在相邻的雷氏之女真在“一夕”向他表达爱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情窦初开的苏轼一开始就有拒绝的能力和勇气。
然而，贪婪之人掩饰得再得体，总有露出肮脏手脚的时候，极为豪侈的生活便是肮脏行为的注脚。苏轼兄弟所接触的雅州其他朋友，尤其是苏轼的道友、山林中的老师，决不会三缄其口，而雷简夫之父雷有邻的乱伦之事，早已不是秘密。也许急于用世的苏洵当时会忽略这些，他甚至认为苏家如能与雷家联姻，那对自己和儿子们都是好事。可是年少聪慧、在母亲影响下极重名节的苏轼，一旦觉察就如蝇在口，难以忍受，所以他才要“逃窜山林”，因为那里有隐者、有他的学道师友。
苏洵一开始觉得很没面子，定曾大加光火，要侄子们帮他将苏轼逮回来。所以苏轼才有婚宦过程中“父兄所强”的深刻记忆。“父”之所强的是婚姻，“兄”之所强的是要百般将他从山林中拉回来。
爱女八娘因自己所包办的婚姻不幸惨死，是苏洵转变的关键。这一年苏轼正好十八岁（有关此事，笔者将在苏轼的“家世篇”详细解读）。
少年苏轼为了逃避婚姻而躲进山林，眉山多处山寺都有他的遗迹便是最好的注脚。起初所逃的地方是处于雅州回眉山途中的连鳌山和三峰山，后来又辗转逃到南面的青神。
尽管苏辙那时更小，可“双凤”一词，显然也包括他。苏辙向来都是哥哥的“车辙儿”，但那时他没和兄长一起逃跑。一如陆游等人所言，苏辙对与雷家交往的事终生忌讳，由于他的个性比乃兄严谨，至今尚未露出蛛丝马迹。
可有一个更好的注脚，是肇事者雷简夫自己做出的。雷简夫后来遭贬至死，按道理应该安葬在祖籍陕西郃阳，或者是他曾隐居的终南山。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墓地选在苏轼少年时读过书、题过字的连鳌山下，并留下遗嘱，非让苏洵给他写墓志铭不可。
若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相比，雷简夫的十指和那位犹太商人一样肮脏，但他爱女儿的心情不仅与威尼斯商人一样真诚，他还进一步痴情地关爱着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爱婿”。雷简夫之所以将墓地选在连鳌山，大概想让苏轼写下的那三个大字伴着他。
可叹的是，苏轼的大字如今完好如初，而雷简夫的墓，却没了踪迹。
“多情总被无情恼”，苏轼晚年名作中的一个佳句，也许加在雷简夫的身上，更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
让我们用苏洵《雷简夫墓志铭》中发出的那声长叹结束本篇：
“呜呼太简……孔铭孔悲！”
王弗篇爱妻王弗 自主相恋结姻缘
少年苏轼因为逃婚而深入深山，思想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时他曾得到过道人或隐士们的帮助。元丰元年，身在徐州太守任上的苏轼在给章质夫的“思堂”作记时，曾忆起一个难忘片段：
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
——《思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一个十六七岁少年经历如此大的波折，精神上显然是难以承受的。精神上的极度忧虑，势必带来身体上的严重不适，这成了苏轼比同时代人都要早熟从而也在三十余岁就“早生华发”的因由之一。那些道人、隐士不仅在精神上开导他，而且在帮他调养身体，少年苏轼喜欢阅读医书，也应从这个时候开始。延续到后来，发展为留意医药、搜集良方的嗜好。更重要的是，他从此坚定了“不欲婚宦”的决心，立誓要当道人。
正在这个时候，王弗出现在他的面前。
纵览三苏诗文便可得知，在苏轼与王弗成亲之前，青神王家与眉山苏家没有丝毫联系。喜欢在诗文中与人称兄道友的苏洵，不仅与同样是当地文人的苏轼岳父王方没有一点笔墨交往，与在雅州做事的王庆源也没有半点交情。就门第而言，王家与苏家也有一段距离，更不能跟堪称“豪右”的雷简夫家相比。
相反，苏轼与王庆源的关系却非同一般，从二人后来大量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二人无话不谈，比如提壶籍草、山林之乐，可以说连他弟弟苏辙都不能厕身其中。从当时的情形看，苏轼与王弗之间果真有媒妁的话，那王庆源便是最佳的撮合之人。然而，苏轼只称王庆源为“叔丈”，从没提到“作媒”及“伐柯”。
这就是说，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曾读书的地方之一“中岩”、“华藏寺”就在青神王家庄附近，作为乡贡士的王方，至少在中岩一带是有点名气的，苏轼或者是借读，或者是求药，或者是通过王庆源介绍与王方的儿子王愿相识，总而言之，不存在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等关系。
《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编校者、《苏轼年谱》撰写者孔凡礼先生支持我的观点，他认为：
王方的家，一百年来“孝著闾里”，王弗在“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无间”（《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祭王君锡文》）的良好环境中成长”的，苏轼对这一点了解甚透；“苏东坡在和夫人王弗结合以前，当有过直接接触”，“东坡和王弗的结合，自主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寻常的。①
中国人民大学的朱靖华教授则提供了这样的资料：
据民间传说，他们二人结成婚姻，还有一段小小的姻缘：王弗父亲王方，是一位乡贡进士，颇有声望，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奇景（山壁下有一自然鱼池，游人拍手，鱼即相聚跳跃而出）命名，同时也想借此暗中择婿，便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青年才子为奇景题名，许多人都落选了，只有苏轼所题的“唤鱼池”耐人寻味。谁知躲在帘内的王弗亦不约而同地题名为“唤鱼池”，二人从此心心相印，沟通了无言的爱情。王弗之父母因此选中了苏轼为乘龙快婿，婚后形影不离①。
这是王弗家乡青神人的版本，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最有说服力的还有苏轼本人的心语。在充盈着悲与泪的《江城子》里，有句话至今还是被人们一带而过，那就是“小轩窗，正梳妆”。
首先，“小轩窗”不是苏家的窗子。作为中、上等人家，苏家有地百亩，家中还有专门的“南轩”作为书房，苏洵不可能将只有一个“小轩窗”的房子给已是长子的轼儿做新房。相反，如果说“小轩窗”是他岳父王方那样小户人家女儿闺房上的装置，那最恰当不过。
其次，“小轩窗，正梳妆”，这种场景的形成，观察角度是从外向内的，而且是婚前互相爱慕的男女常见的表达爱慕的方式。若是结婚之后，苏轼自可学习张敞，在窗内给夫人画眉。此时若以窗户为后景，岂不是只能看到剪影，如何看清面容？若让王弗对着窗户，苏轼处于“逆光”之中，那么后者的“尘满面、鬓如霜”岂非枉谈？“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的心碎情景又怎样产生？
因此，从“诗美发生学”的角度，可以做出这种结论：“小轩窗，正梳妆”，是深深烙在少年苏轼心目中王弗的最初印象，也是诗人心中最美的意象。一旦王弗入梦，心爱的人在闺阁之中顾盼多情、让人心醉的神态便会浮在梦中……
王弗篇定情之时 窃窃私语明月夜
我对苏轼与王弗的婚姻系自主恋爱的测度，是从苏轼《江城子》“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词的理解开始的。从来解释苏词的人，都说“短松冈”是王弗的坟地。依此便有这样的解释：“这‘明月夜、短松冈’便是苏轼年年岁岁、无时无刻不在使自己断肠的地方啊！”（《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第248页）让人更加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将这三句解释成死去的王弗还在断肠：“我料你年年肠断处，在那月明之夜，在那长满短矮松的山冈”（钟莱茵《苏轼三部曲》第298页）。“料想对方定会年复一年地在荒郊月夜为思念丈夫而悲伤”（刘乃昌《苏轼选集》第150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按此解法，王弗益发可怜了，与他“感情平平淡淡”的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