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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是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神界连锁店。一六二○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发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堪称救世和创世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实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图、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血脉，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飘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谛？——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知识眼界定格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时候，欧洲人却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动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2）
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和斗牛以及集体圆舞，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特有的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骠悍生活的遗痕。这都是欧洲人可能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暗涌动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总是不断启程上路的岁月。
当然，说欧洲人都是游牧后裔并不全面。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耕文明的繁荣。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变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份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 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作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
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除，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内部民主已经药不对症和力不从心，如果没有沟通和整合全球各个族群的超国家民主，没有更为开放和更为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以及最后必不可少的全球性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长着无数脑袋的巨型怪兽，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对于传统民主国家和传统集权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观察家曾经写到：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观察家们对此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观察家十多年后再去台湾的时候，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3）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章子代表公事公办的法度，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不是时时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