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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靠之物。由此我体验到了类似于成为上帝的自豪感。我在我的世界中似乎占据着上帝的位置。可是我真的是上帝吗？非也。如果我是上帝，那么，我作为整个世界的作者就能确知一切，而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有欠缺，绝对不是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如果我不依存于其他一切东西，如果我自己是我的存在的作者，我就不再有希望，我就不缺少任何完满性；因为，凡是我心中有什么观念的东西，我自己都会给我，这样我就是上帝了。〔7〕怀疑一切首先是怀疑自己的观念——我不能像上帝那样将观念变为现实，自然无权由自己的观念断定对象的存在。怀疑中的我确实是我的世界的中心，但这绝非意味着我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恰恰相反，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手、脚、躯干，无权直接言说天空、大地、上帝的存在，因此，普遍怀疑确证了我的有限性：有我，我存在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长时间？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了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8〕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知道的很少，不知道的很多，在爱、在恨、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9〕有限的我只能通过思维确定事物存在与否。在确定第二个事物存在之前，我没有任何依靠。有限的我要想确知万物的存在，扩展自己的世界，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易犯错误是有限者的本性。可是，我所信任的只能是思维，而思维是在内的，我无论怎样思维都是在我的内部绕圈子，怎么能确定我所思维的东西是真的呢？如果我只能依靠有限的我，那么，这个问题注定是无解的。所以，我必须改变思路，把目光从有限的自己投向无限者，看看能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
三、有限者需要与无限者对话我现在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思”。这是否意味着我注定走不出自身之外呢？或许大多数人会说：是。笛卡儿的回答却为：否。从“我思”出发却不完全依赖我自身，这似乎是个悖论：“我思”等于我，依靠“我思”岂不是依靠我吗？我怎么能同时依靠和不依靠自己呢？笛卡儿果真自我矛盾吗？非也。回到人但不以人为绝对中心，恰是笛卡儿的高明处。他由此而开启了富有张力的西方历史。
笛卡儿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高度，是因为他区别开了两个问题：我现在只能依靠我自己不等于我永远只能依靠我自己，或者说，我现在依靠我自己不意味着我是我的作者。我在出生之后就必须承担自己的生存，但我的出生却是他人的事业，我能创造自己是因为我早已是他人的作品。我能思，是因为我心中有某些观念。我并不是这些观念的惟一作者。在我没有创造观念能力之前，人们就把“人”这个观念传达给我，我在说“我是人”时见证了他人的存在。如此向前追溯，有个问题便不可回避：最初的人是如何获得观念的？是由他们创造的吗？可是最初的人所能确定的仍是他们在思维这个事实，他们显然没有权力确定观念的可靠性。惟一的可能是：这些观念在人之外另有起源。这正是笛卡儿的答案：我体会到这些观念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呈现给我，好像现在，不管我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感觉到了热，而由于这个原因就使我相信热或这种观念是由一种不同于我的东西，即由于我旁边的火炉的热产生给我的。除了判断这个外来东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把它的影像送出来印到我心里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我认为更合理的。〔10〕可是炉子的影像与炉子的观念并非一回事：炉子的观念可以在冶金学、考古学、文学的层面上生成，其中的某些显然并不来自炉子的影像，那么，这些多于外物影像的观念来自于何处呢？所有的观念无非有三种起源：（a）人；（b）外物；（c）某种比人更强大的存在。不来自人而又多于外物影像的观念无疑来源于某种比人更强大者。虽然比人强大者有完满和邪恶之别，但这些观念的真实性说明它们只能来自于更完满的存在。比人更完满的存在有天使和上帝〔11〕，而天使无非是人和上帝的混合物，其较完满的品格并不源于自身，所以，惟有上帝方为这些观念的真正起源。可是，普遍怀疑之后，上帝的存在本身就需要证明，我怎么能确知上帝的存在呢？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前，上帝只是一个完满的观念（至高无上、永恒、无限、全能），这是确凿的，然而我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有限而缺乏确定的尺度），如何能产生完满的观念呢？不完满的东西造就不了完满的观念，完满的观念只能源于完满者，所以，我有完满性的观念证明了完满者即上帝的存在。由此推理，笛卡儿完成了关键性的一跃，从怀疑上帝的存在升华为承认和依赖上帝的存在：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赖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包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这些优点是这样巨大，这样卓越，以使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观念能够单独地来源于我。因此，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得出上帝存在这个结论；因为，虽然实体的观念之在我心里就是由于我是一个实体，不过我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而我不能有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假如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无限的实体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的话。〔12〕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先前的疑虑就可以彻底消解了：正如上帝把完满性的观念放在我心中一样，他还把其他的基本观念（如我存在和数学上的公理）放在我心里。对这些基本观念进行演绎，我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体系；人类知识大厦的可靠性也就无需质疑了。
我思是出发点，上帝保证我的认识的可靠性，于是，人类知识生成于有限者（人）和无限者（上帝）的对话中。人是有限者，有限者可以与无限者对话却不能成为无限者，这是笛卡儿反复强调的。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理。有限者无论如何扩张自身，都不是无限者，以有限为无限是非法的，是僭越和暴力。有限者惟一可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与无限者对话。对话既可以是奥古斯丁式的倾听与倾诉，也会呈现为质疑—追问—猜测。笛卡儿首先选择的无疑是第二种。《第一哲学沉思集》看似个体理性的独白，实为有限者和无限者的交流。无限者在笛卡儿（有限者）的质疑、追问、猜测中顽强显身，最终成为有限者说话的依据。有限者为什么有权力言说世界如何呢？因为上帝同时存在于我的外部和内部，我在说话时总在与上帝对话，分享着无限者的仁慈和力量。人道与神道在这对话中相互显现。所谓的人道主义在神道主义那里找到了依据，神道主义则在人道主义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既不是人道为中心，也不再局限于言说天道，而是立人而敬神（天）的全新文化。
四、立人而敬神：西方崛起的秘密西方崛起于现代。笛卡儿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创始人，而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化的核心，所以，由笛卡儿的思路可以破译西方崛起的秘密。
笛卡儿的思路清晰地显示：西方并非崛起于以人为最高存在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全面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然而，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瓦拉、哥白尼等大家均在立人的同时尊崇无限者，笛卡儿不过是延续了这个传统而已。与无限者完全断绝关系的人道主义，在尼采之前的西方人眼里是陌生的。人道须依神道而行，立人与敬神并不矛盾，乃西方现代精神的核心。笛卡儿先通过普遍怀疑将上帝悬搁起来，而后又证明上帝的存在，以上帝为言说的依据，恰恰将立人与敬神结合起来。所谓立人，在笛卡儿这里就是立个体，以我思为出发点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敬神则不是服从一个发号施令的天父，而是深思、赞美、崇爱无限者（至上完满的存在体），与无限者对话，向着无限者不断自我超越；立人而敬神意味着个体既以自己为出发点，又承认自己的不完满品格，在无限者的引导下呈现为永恒向上的动姿。以人为出发点是人道主义的特征，对上帝的尊崇则是传统神道主义的戒律，笛卡儿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与其说笛卡儿以人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毋宁说他以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的对话扬弃了神道主义的独白，由此而产生的是立足于个体而又指向无限者的全新文化。在笛卡儿之后，西方文化就生长于有限者和无限者的对话所造成的巨大张力中。西方振兴的秘密就在于此。
立足于个体而又指向无限，无疑是笛卡儿主义的精髓。先怀疑一切，而后又尊崇无限者，实际上消除了个体和无限者之间的所有中介，开启个体与无限者直接对话的新时代。笛卡儿的上帝不再受制于《旧约》中的狭隘立场，也不如耶稣那样显现为具体／有限的肉身，他是而且必须是无限者。无限者的无限品格意味着它不会压抑人，压抑人的永远是有限者。任何有限者都不能代表无限者，所以，个体与无限者的对话不需要中介。任何在个体和无限者之间设置中介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信仰的是无限者，而不是某个以无限者名义说话的存在，包括任何人。所有人都是有限的，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信仰有限的人只会压抑个体的个体性，将个体置于被奴役状态。在笛卡儿的时代里，以上帝之名说话的人依然存在，仍旧显示出不可抗拒的威严。1600年2月17日，笛卡儿四岁时，布鲁诺被罗马天主教教会烧死，三十三年后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处分。笛卡儿在发表《第一哲学沉思集》时，首先写下了《致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