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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显示出来。
从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基础上看，在日本，最先接受基督教的是地方诸侯
和农民。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构成了接纳基督教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像
新岛襄那样的一些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研究，而不是在家里坐等上门。
这些社会势力所以接纳基督教的心态，农民们主要因经受战国之乱后，
寻求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其次，基督教所宣扬的世人平等的观念，迎合了
农民们反抗封建的等级身分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心理。至于那些“基督教
大名”，他们多是出于贸易的需要才信奉基督教的。这些地方诸侯扩充自己
的势力（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心愿），在幕府的严格控制下，除了与国外保
持贸易联系，简直就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西方国家在传教问题上就完全
可以打出贸易这张牌。想进行贸易吗？你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你要拒绝基督
教，就不与你通商。不但对地方诸侯，就是对幕府，这张牌也很有效。
近代日本的知识阶层很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佛教和儒教的
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江户时代之前，是佛儒并举，以佛教为主。江户时代，
是佛儒并举，以儒为主。不过，日本历史上的各代都是将佛儒当作知识的总
汇来看的。德川幕府支持儒教，将它树为官学，主要是看重儒教的纲常伦理
观念，认为它能加强幕府确立的封建等级秩序。而知识分子们还从中发掘出
一种自立自强的正统观念。他们力图摆脱佛儒的荫庇，在政治实践上，则要
摆脱臣服于中国，自为东夷的历史，与中国 （明、清）分庭抗礼，甚至要颠
倒过来，企图高居于中国之上。所以，日本国儒学绝不同于中国的儒学。后
来，干脆就连儒学这种形式、语言也不想要了，国学和复古神道的影响越来
越大。这种被称为日本主义的思潮，是支配江户时代以至明治时代日本历史
的基本精神因素。日本主义已对儒学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腐儒庸医，
无实用价值。开始时，儒学家们还曾利用儒家的正统华夷观念，说明日本是
世界的中心，中国则是“西藩”。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分子，就抛弃了这
种井蛙观天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每一国都可称为中心，实际上就
否认了华夷之分，承认各国平等竞争的观念。而竞争要靠实力，提高实力，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靠对外贸易，二靠新的知识和实用技术，这两条都离
不开西方国家 （中日官方贸易自明后期就已中断）。对基督教，日本主义者
不感兴趣，这可能因为他们根据接纳佛教和儒教的历史，担心再会受制于人，
这当与日本主义的目标不符。
德川幕府基本上是认同日本主义的。不过，它还得顾及另外的问题——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幕府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一是地方大名，二是
农民，三是天皇皇室。幕府采取一切措施尽力消除这些势力。它让皇室专心
于学问，这学问不是实用知识和政治，而是指佛教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它鼓
励皇室念佛诵经，建寺院，吟歌观舞，但不允许皇室干予政治。对地方诸侯
和农民，幕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而垄断贸易和禁基督教，也是为了削
弱这两股力量的。
日本200多年的锁国不是中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它的岛国的地理
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可以说，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本就不能生存，
整个日本的历史就表明这一点，更不要说提高实力了。对此，德川幕府也是
很清楚的。所以，锁国只是由幕府统制与外部的联系，包括贸易和信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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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地方势力单独与外部世界接触。
贸易，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禁止基督教，这是摆在幕府决策者们面前
的三个棘手问题。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幕府取了禁教一头儿，为此，
就不得不在贸易上有所损失。弥补的办法是力图达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
对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一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
强了。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振兴俄国的例子，满清政府固步自封，对西方势
力盲目抵制—退让—再抵制—再退让，逐步丧失主权的情况，对日本人的振
动都很大。他们想效仿俄国，避免中国的结局。所以，即使锁国，也要尽一
切可能了解外部世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新井白石，甚至不放过审讯被捕传
教士的机会，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知识界中也普遍出现一股兰学 （学习和
研究荷兰）、洋学 （学习和研究英、美等西方各国）热。西方近代的科学知
识，包括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都引
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幕府决策者大概也发现严厉的锁国政策给学习外国、获
取新知识带来很大不便，在禁教不禁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放宽了书籍的进
口，允许与基督教无关的洋书进入日本。这一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但
表现在经济上、技术上，近代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渗入人们的心灵，慢慢地
冲击着传统观念的大坝。新岛襄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他对社会上暗杀争斗
的混乱状况很不满，对等级身分制的不平等更感到可厌。通过兰学，新岛襄
接触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看到荷兰的军舰，对比日本的，受到极大刺激。
他说：“诸如为风波所弄翻之日本船，与此相比，诚不堪入目。噫！制造如
此大船之外人之才能，甚胜于我国之人不亦甚远乎？远望军舰之壮丽，遥想
外人之进步，遂慨然奋起一念，欲成为日本之改革者及日本文明之先导者。”
①进而，新岛襄由对等级身分制度的厌恶，发展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他说：
“予前往他乡，丝毫不受拘束，不断为对自由之新思想所驱使。虽曾希望作
为航海者供职于幕府，但仔细观察当时航海者生活，皆十分放荡不羁，终于
不能与彼等为伍。予又为自由之新思想所鼓舞，不愿在藩主之下受其束缚。
①
终于坚决违命，即使被命携枪带剑而为兵卒，亦断然拒绝之。”接触中文的
基督教书籍后，新岛襄追求自由的观念似更强烈，并认为孔子孝道之说失于
狭隘，遂决定出逃日本，到西方国家学习。他的思想已不是日本主义所能容
纳的了。
与日本相比较，面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没有深刻地反省自
己，激发起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在中国，农民是接受基督教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农民最初只把基督
教当作招福免灾的实用巫术。知识分子也曾对基督教抱有很大兴趣，利玛窦
们也希望依靠知识分子传播基督教。但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热情未能持
久，更没有广泛地理解接受新知识的必要，除了明末徐光启等人之外，到林
则徐、魏源时才感到有睁开眼看世界的必要，开始研究新的世界。中国的知
识分子一直未能挣脱以科举进仕途的人生道路。科举不考近代的科学知识和
学术理论，当然他们也就不会去学习研究这些东西。信夫清三郎在他的《日
本政治史》第一卷中说，在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影响这方面，中国的农民
比日本的农民要先进一步，他以太平天国为例证明这一点。而中国的知识分
①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7 页。
①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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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却落后于日本武士一大截。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
清廷也没能从基督教中发现可供学习研究的新东西，只把它当作教人孝
亲、忠于朝廷、安分守已的类似于儒家名教的教化手段，而一旦觉察到有背
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时，就开始禁教了。耶稣会士们为了取悦中国知识分
子和朝廷，曾运用使实用知识带动传教的策略，传入不少近代的科学知识。
徐光启们对此很重视，康熙皇帝也显得较为开明。但是，即使是开明的帝王，
也大多将这些怀有新的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当作御用文人使用，将他们带来的
新知识只服务于朝廷的生活享乐方面，并不鼓励民间学习研究，更未考虑将
其运用到广泛的社会生产方面去。清朝历代帝王似乎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西
洋人带来的新东西不少，电灯、汽车、照相机、洋枪，什么时髦的东西，宫
里都有，但只作玩物，帝王们自己可以享用，一旦传到民间，就被视为破坏
祖宗礼法了。
面对新的事物视而不见，全无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
民族，都是一个悲剧。这意味着已经失去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适应新
环境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信夫清三郎在他的那本 《日
本政治史》中曾提到好奇心问题。他说，日本人对新东西，譬如枪，马上仿
造。而清朝时的中国人却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新玩艺儿，四大发
明中的火药是我们祖宗发明的，枪不过是它的改进而已。他还进一步探讨了
丧失对新事物对奇心的更深刻的原因，认为是华夷秩序的正统观念在作怪。
中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