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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个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贪渎照旧，安之若素（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国人本性，于开疆拓土上，于与敌谈判上、于科技探索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求平稳，以无为胜事功。惟有贪污只欲，永无止境！
不知大家背着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皆有座右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为公”云云，还不是成了挂羊头的招牌？
然而，哪个能“正大”？何处有“明镜”？正如古人所谓：“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苍天盲了眼，不知道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知道。
他在担任首辅的17天之后，隆庆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戒谕，“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这个警告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之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干部之权，成了臣子获取酬谢的资本。”
在点破了贪官昏官的猫腻之后，张居正代皇帝下了决心：“我马上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门给我好好办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开枉法之门。职能部门应分好了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要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我咨询。”
张居正在给李幼滋的几封谈论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他革除百弊、振兴帝国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干了多少？与他的官职相不相称？他说。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词）。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于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诽谤，也无所顾忌（虽怨谤有所弗恤也）。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论，“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则废弛”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正在采取措施”——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着种堕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