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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29日致沈虎雏、1962年8月1日和8月3日致张兆和），第二次有一封信（1964年8月4日致张兆和），总字数在一万五千字左右，这些文字除了报告自己的行踪外，还非常独特地描述了大连带给他的各种印象，是上佳的“大连观感”。这两次来大连，沈从文等人的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看部队的游泳比赛，到傅家庄（信中写作“扈家庄”）游泳，到龙王塘水库，参观旅顺军港，访问大连图书馆，逛旧书店、百货商店……通过沈从文的笔，四十年前大连市井图像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小说家的感受是非常主观的，但惟其如此，他所表述的一切才永远不失其鲜活。先看对大连的城市印象吧，他觉得大连的建筑非常美，老百姓住得“太好了”：“半月来市面各处走了好几圈，才觉得地方之大，比青岛大得多，也整齐。特别是平地建筑，有旧俄的，有日本时代的，房屋四周多留下好些空地，整整齐齐，树大而高，绿荫广被，房顶尖尖的上耸，窗户狭长秀挺，有许多街都比青岛讲究，马路也极宽敞整洁。”不知道当年沈从文所见的如今还有多少没有拆掉，俗话说旁观者清，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最有发言权。沈从文处处将大连与青岛相比，山、水、人都在比，那是因为三十年代他在青岛呆过两年，而且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傅家庄，车停在山海间的时候，沈从文突然想到了三十年前在青岛的往事，在海边捡小石子时，他想起了与张兆和在青岛的生活，不禁感慨地对妻子写道：“小妈妈，你那时多结实年青！”1932年，正在相恋中的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次游崂山，在小溪边遇到一个穿孝服的白衣少女，沈从文当时曾说：“那个穿白衣的，我可以给她写个小说。”这便有了后来的《边城》和它的主人公翠翠。在大连，沈从文又记起了这件事情，岁月流逝，人世沧桑，他已远离了写作，内心中的那份壮志未酬的不甘和怅然却还那么明显。
大连人的爱美也给沈从文深刻的印象。他特别注意：“街上各处都有穿旗袍和裙子的年青女人，大致多是商店和医院等等下班人。女人旗袍之多，为任何都市所少见，极少见穿短干部服的，有的即是部队中人。”是这样吗？这可真是大出我的意料，也真的留给人很多想象，难以想象在那个色彩单一的六十年代，大连的街头竟还有那么多的旗袍在款款而行。在另外一封信中，沈从文再一次提到了大连人对“穿”的讲究：“人一般说来都比较北京穿得还整齐，我把灰布裤膝盖处补了一圆又一方，穿出去时仔细注意，一礼拜，就还没有见过第二件。许多在街上摆地摊的人也衣冠整齐。”沈从文想艰苦朴素一下，没想到显得“土气”了吧？他大概不知道“苞米面的肚子，料子裤子”这句话吧？现在看来此言不虚啊！还有更精彩的呢！“合作社卖吃食的人照例还穿上白衣（有些人还有点像日本型）。至于大百货公司中守柜台的女子，则很多应说是打扮得‘娇滴滴’了。即上海也少有。大约是气候好，不上灰，不上衣有关系。”我瞪大了眼睛仔细看了又看，没有错，沈从文写的就是“娇滴滴”，谁说关东女儿“野”，我们也有妩媚的一面啊，而且给沈从文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大连也是蛮摩登的嘛！
一个作家走到哪里都会凭直感发现很多问题，沈从文的牢骚也特别多，这只要读读书信就明白，汪曾祺这个学生总是沈从文说如何如何甘于寂寞怎么怎么不争，其实从作品到人，汪曾祺对他的老师从来都谈不上真正理解。连沈从文自己都说了：“古话说‘无忧无虑’，我大约还是虑得太多，许多事其实并非我的责任，而又即或忧虑也无补于事的。我总是在研究如何来搞好它。”是的，来大连他也没有忘记操“闲心”，比如他抱怨这里的日用工艺品和旅游工艺品做得太差，比如他为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和就业又跟不上而忧虑。他所看到的问题还带有很多时代的特点，比如商店里东西不少，人也不少，但买的不多，因为不是要票证，就是价钱太高，人们没有购买力。当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在大连更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并非是环境不好，而是文化氛围不浓，所以有朋友问他到这里来写长篇小说怎样，他想了想还是不行，“反不如景德镇有点文化空气。又不如青岛海边真正孤寂”。“文化空气”稀薄，这是沈从文对大连最为不满的地方。“照理想住处作得那么好，必有相应文化（物质或精神）存在，这一点却不易发现，因为还从未在任何街上听到钢琴声，也未见到什么表示住宅中有什么特别活动景象，只偶尔可见到晒被面汗衫的屋角和……可知住下的大致都是没能利用环境的人。”他在街上遇不见小书店或报摊，在电车上也没有看书报的，而且本地只有一张报纸，办得也很单调，沈从文不能理解人都在做什么，平时为什么连“用书来增加知识”的要求都没有？他们到大连图书馆参观，发现书就是“堆”在那里，非常有价值的旧书旧报看的人也极少，“一切等于冻结，十分可惜”。文学大师的批评可能让大连人感到脸红，好在可以自慰的是他说的是过去，是过去……下面的场面既让沈从文兴奋又不住地摇头：“只是在街头巷尾，有什么业余公务人，摊了一些看得脏脏的小儿书，围了大群赤足小孩，三三五五争看一本。试问租价，那个中年人勉强笑笑，带点自嘲神气，说一分一本，每天可得个三五毛菜钱，一面说，一面那边争打起来，他立即又作了警察，去排难解纷去了。”
在大连，沈从文的生活中还有几个别有意味的细节似乎值得一提：
——1962年8月，茅盾、周扬、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来大连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就是“文革”中被诬为提倡“走中间道路”而大批特批的“黑会”。作家们来了风风光光，市长请客，“吃了不少种鱼”，沈从文也被邀在座，但已被逐出文艺界的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对邵荃麟邀请他与会，他心里说：“不正式邀可不好去。”对出席会的人，也大有不以为然的口气，“还有个山西李什么”，他是这样说的。“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莫非赵树理戏唱得特别好听，他还专门提上这一笔？
——到海边，别人都兴奋地下水，沈从文却坐在海边的一个躺椅上看光景，任思绪游荡东西，自己说如同外国的“孤老流浪人”。还有一次是和历史学家顾颉刚做“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还看海军在远处打飞机靶……”他又想起了抗战时在昆明的日子。
——那个有点怪怪的老头金岳霖也来大连了，沈从文当然早就听过他恋着林徽因终生未娶的故事，看看他在干什么：“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难道扑克牌里也有让这位有名的逻辑学家研究的逻辑？
俱往矣，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事，还有那个年代的大连，只有沈从文在信中描述的这幅图景，不住地勾起我对大连的温暖记忆：
我们三楼还有个屋顶平台，早晚眺望，才知道附近风景还是相当好。特别在黄昏后，各个山头灯火如星，万点星子齐明时，远远近近似乎就有了一种清气（一种仙气），十分柔和美丽。……这时远处只有两种声音可闻：一是电车声音和闪光，大约可以有七八站之长在下边山谷中移动，车到晚上已较空，音响因之也格外大。一是每一住宅单宅单位（在附近一里内），都是小孩子叫嚷嬉笑声音，也是别处少有的。
齐白石的“蔬笋气”
？ 冰 静
齐白石六十三岁题画白菜时写道：“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
齐白石土生土长，作田、种菜、放牛，受着纯正的村野生活的养育和熏陶。后来学木雕，成了闻名乡里的“芝木匠”。
齐白石有“孩子气”，即“老小孩”似的天真、可爱。譬如一只青蛙被水草拴住了后腿，另外三只不施救助，坐而旁观；两只小鸡争食一条蚯蚓，但又免不了“他日相呼”；一只老鼠跳到称钩上戏耍，题为“自称”；一群蝌蚪明明看见水中的荷花倒影，却争相追爱；经常画钓杆垂于水面，再画几只小鱼游过来，题为“小鱼都来”；他画小鱼丝瓜，说“小鱼煮丝瓜，只有农家能有此风味”；他反复描绘老鼠偷油，虽有“寒门只打一钱油，哪能供得鼠子馆”的憎恶，但更多的是玩赏鼠儿的乐趣；当他画出一只老鼠咬着另一只老鼠的尾巴时，忍不住写下了“寄萍老人八十五岁新造样，可一笑”的题记。
齐白石的画中总是响彻着一种世俗的、生意盎然的愉悦情调，满眼天趣之中透露着对劳动生活的挚爱和信赖，俗中寓雅，雅中见俗。譬如矗立的半截荷梗诉说着莲蓬刚刚收获；偶尔立在梗顶的蜻蜓，昂头翘尾展翅之势，给人一触即飞的灵动感。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都那么鲜嫩、水灵，仍然那么生机勃勃。就与他画的虾、鱼、小鸡一样，贯串着生命之歌；就像他画的篱笆、稻束、柴耙一样，让我们联想、思念着齐白石充满着“蔬笋气”的乡野生活。这种生活之歌、生命之歌，就是齐白石用他的笔墨精神谱写的。
白石老人绘画艺术的“蔬笋气”渊源深远，蕴意厚重。他虽避乱北京二十余年，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不能不对他甘为“走狗”的廓大胸襟刮目相看。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孕育和催生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