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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5）…（图）
淳雅儒贾润徽州 宋元以来，徽州就有“十村之家，不废诵读”之说，被誉为“东南邹鲁”。“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理学集大成者，孔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原籍徽州；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六百八十多个世界各国人物，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就是徽州籍的清代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废弃之前的最后一个状元、徽州籍著名学者吴承仕，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出自徽州；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戴震、黄宾虹等等都是出自徽州。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有题名榜，记有清代歙县取科第者，计有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督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状元五人，榜眼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八人、传胪五人、会元三人、解元十三人、进士二百九十六人。小小的一个县就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可想而知！ 徽州世家大族历代重教崇文，各个宗族都有“文会”组织。从启蒙教育开始，对学子就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理学第一，文章次之”。学堂重视教师选聘，大多数家塾教师都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文会的首领和骨干大多是乡绅，他们聘请饱学之士和有名的学者来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课堂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和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文会还资助学子膏火，特别是资助聪明俊伟、有培养前途的学子。 徽州人创办学校，是以让子弟读书科第以达到亢祖的目的。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达二百六十多所，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 众多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是徽州人1246年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的匾额。朱熹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其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 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沧海桑田，历史早已像雨后的云朵一样渐渐淡去，但是从今天在徽州保留下来的数百座民居中的堂画和中柱楹联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儒商情结。类似于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这样的对联可以说在徽州大地上处处皆是。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6）
万国求茶到徽州 徽州商人从事的行业，有食盐业、典当业、茶叶业、竹木业、百货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金融业、印刷业、制瓷业、冶铁业、饮食业、制墨业等等。“茶叶六县皆产”，茶园无处不在，徽州人自有史以来就栽茶、种茶、做茶、业茶，茶叶生意也就成了徽州商业最早也是最持久的一个行当了。 徽州商人从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说的就是祁门（祁门西部旧属浮梁地）的茶事，只是此时的祁门尚未建县。茶叶贸易是徽人较早从事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唐宋以来，饮茶之风大盛，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徽州茶商带来了商业机遇；另一方面，徽州“居万山中”，盛产名茶，备受消费者的喜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商品资源。 徽州茶商，几乎遍布全国，北京、广州、上海、汉口、苏州、九江等城市，是徽州茶商比较多的地区。清乾隆年间，北京有徽人开设的茶行七家，茶商字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十家。北京歙县义园的经费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在北京的经济实力和在北京徽商中的地位。 徽茶外运方式一般有自运和托运两种。自运则由茶商自行雇人雇船押运，沿途费用自行结算；托运则由茶商将茶悉数交与船家，除支付沿途税卡的税收外，其他费用即由船家操持，茶商只付总账。 外运是以水运转口上海，再向各地运发。其水路行程为：在屯溪搭船，沿新安江东下，途经沦潭、深渡、山茶坪、街口、威坪、慈滩、淳安、塔行、茶园、小溪滩、白沙埠、严州、乌食滩、张村、钓台、桐庐、柴埠、横梓关、程坟，当阳、鱼浦口、毛家堰、范村，抵达杭州。这一程有《水程捷要歌》唱道：“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横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在杭州中转，经过回回坟、龙平山、长安坝、崇德、皂林、嘉兴府、七里桥，嘉善县、泖桥、斜塘桥、松江、黄浦，到达上海。据熟悉徽州掌故的当地耆老称，徽茶最重要的集散地屯溪，向有“无船三百只”之说，由此可见其水运的发达程度。清代，尤其是道光中叶以后，新安江的水运船户有严密的组织，徽州茶商在此雇船东下，十分方便。 徽州茶商能在各地取得出众的成就，跟他们诚实守信，善于经营及儒商特质是分不开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州大地孕育了大量优质上等的好茶。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茶经》“卷下”一章中，茶圣陆羽详细地列举了我国产茶地州县地名，其中在“浙西”道名下就列有“歙州”（歙州是徽州地古称）。虽然我们未曾找到陆羽曾经在徽州留下的遗迹，但是仍然有理由相信，陆羽曾亲自考察过徽州茶叶。陆羽是湖北天门人，后又长期生活在浙江湖州，而徽州正好位于天门和湖州之间。而且在唐朝时期，徽州作为主要产茶区的地位已经相当突出了，很难想像陆羽在去湖州的过程中不去考察徽州的茶叶；此外，徽州祁门人张致和与茶圣陆羽又交往甚密，即使陆羽原本没有去徽州的意思，但在同样是茶痴的张致和的介绍和引领下，他也很难会不去徽州看看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自然也不会漏掉徽州的茶叶。1915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在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叫祁门茶叶改良场，地址就在徽州的祁门。1932年，吴觉农带着振兴中国茶叶的愿望，期待在“告成之后，不但在本场事业，作伟大之基础，甚至全国茶树移培之合理化、科学化亦将以此为起点。”他来到祁门，带领改良场科研人员展开了茶叶栽培、制茶、茶叶贸易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完成了诸如《中国茶业复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