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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宅院里有一间空屋，佩特拉姨妈就死在那里。另外，还有一间空屋，拉萨罗舅舅在那儿咽了气。那时候，一到夜幕四合时分，就没有人敢在宅院里走动了，因为死人这时比活人还要多。一到下午六点钟，大人就让小马尔克斯坐在一个旮旯儿里，对他说：“你别乱走动，你要是乱动，佩特拉姨妈和拉萨罗舅舅不定是谁就要从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了。”所以，那时他总是乖乖地坐着……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就塑造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就一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至今，使人仿佛依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就是那时的小马尔克斯，在一座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宅院里，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除此外，外祖父母的家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除了朋友常来拜访外公外，外公还有很多私生子也常常到这里歇脚打尖——尽管马尔克斯的外公是那么的不喜欢女婿的私生子出身，他自己却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时期制造了许多私生子。不过，外婆却对这些私生子们没有反感，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童年时期静静地观察眼前一切的习惯。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中，有一个秉性古怪的姨妈：
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妇女，每天在家里总要干点什么事情。有一回，她坐下来织裹尸布了，于是，小马尔克斯就问她：“您干吗要织裹尸布呢？”她回答说：“孩子，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果然，等她织完裹尸布，她就躺了下来，呜呼哀哉了。大家就用她自己织的裹尸布把她的尸体给裹了起来。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哥伦比亚并不多见。
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讲的主要也是她：有天她正在廊子上绣花，突然有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蛋走了过来。那蛋上面有一个鼓包。那时侯，马尔克斯的家简直象一个解迷答疑的问询处，镇上谁有什么难事，都来问个究竟，马尔克斯至今对此依然迷惑不解。一碰到谁也解不了的难题，总是由这位女士，由他这位姨妈出来应付，而且人们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使人最为欣赏钦佩的是她在处理这类事情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她转脸朝向那位拿着怪蛋的姑娘说道：“你不是问，这个蛋为什么长着一个鼓包吗？”她又看了看那位姑娘，接着说：“啊，因为这是一个蜥蜴蛋。你们在院子里给我升一堆火。”等生着了火，她便泰然自若地把蛋扔进火堆烧了。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后来帮助马尔克斯掌握了创作 《百年孤独》的决窍。他在这部小说里，也像他姨妈当初吩咐人把蜥蜴蛋扔在院子里烧了一样，神色自然，从容地叙说耸人听闻、奇谲异特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仍然闹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下的蛋。
马尔克斯的外祖母也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外祖母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做着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这家的统率者，又是这家的带头人。
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外公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外公在内战期间做过上校，他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激进。他曾两次在内战中幸免于难，而且总是站在自由党人一边作战。外祖父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但始终也没有领到。根据外祖父的说法，依据法律，作为一名老军人，他领取“军功奖”是当之无愧的。等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就替外祖父等待这笔空想的酬金。外祖母在双目失明时曾失去理智地大叫“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的情景时时地在马尔克斯的眼前浮现。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是阿拉卡塔卡的老住户，对拉卡塔卡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人老是纠缠着他，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答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处境了，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死者家属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就离开本镇，另攀高枝，也就是说，他并未低俯别镇，而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 《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这个死人的尸体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是的，他走了，后来建立了一个镇子。关于我的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对我讲这样一句话： ‘你不知道一个死人多折磨人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生难忘的，我认为，这跟我后来成为作家也有很大关系。有天晚上，他带我去马戏团，我们看到了单峰驼。一回到家里，他就打开一本词典，告诉我说： ‘这儿就有单峰驼，你看，单峰驼和大象不一样，单峰驼和双峰驼也不一样。’总而言之，他简直像是给我上了一堂动物课。从此，我就养成查词典的习惯了。”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外祖父在晚年时瞎了一只眼，在马尔克斯八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走出温暖的“牢笼”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有那么多有趣的往事，也有他依依不舍的外公、外婆和他的姨妈们，但是如果他永远生活在阿拉卡塔卡的话，那么他日后也绝不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因此离开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日后作为作家生涯最为重要的选择。
1936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九岁的时候，他离开了阿拉卡塔卡，被送到巴兰基利亚去上学，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获准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锡帕基腊国立学校去读书。
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娇弱而又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由于离家远行，所以他的身边专门有个照顾他的“学监”。马尔克斯穿得严严实实，一边拉着学监的手，一边担心自己会得肺炎死去，那个胆怯而又小心的样子怎么也不能让你联想起作家这个词。
他们经过跋山涉水、乘火车乘轮船的可怕旅行之后，第一次“触摸到”首都波哥大。但马尔克斯对波哥大的印象坏极了。
这里，成千上万个披着套头斗蓬的人熙来攘往，这里，听不到巴兰基利亚人的那种喧闹，有轨电车满载着乘客鱼贯而过。当他经过坐落在七马路尽头希门尼斯大街上的内务部时，他看到年轻漂亮、讲究衣着的小伙子都是一身黑礼服，他们手执雨伞，头戴圆顶帽，蓄着小胡子，一个个站在那里。那时候，马尔克斯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气哭了好几个钟头。
就是从那时候起，波哥大教会了他领略人生，同时又让他“内心感到忧伤”。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就养成了躲在宿舍、学校或阅报室里读书看报学习的习惯，除了这三个地方，其他的场所他甚至一无所知。
看来，“大都市”并没有迷住这个外地的一个落没小镇的孩子，相反，这个地方使他感到一种压抑和不快。他总是把波哥大同自己的家乡、跟沿海地区进行比较，那里的人很容易交往接近，性格开朗，可波哥大呢，他觉得是“阴暗而又僵硬”、“令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描述的那个“遥远的、笼罩着阴影的首都”“那儿的毛毛细雨使行人满腹狐疑、脸色发青”的城市和《百年孤独》中“在幽暗可怕的夜晚还骨碌骨碌地驶过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的“凄凉的城市”几乎都是作家对童年来到波哥大时的感受的追忆了。甚至，到了1968年，马尔克斯四十一岁与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重游波哥大时还耿耿于怀。他在去波哥大之前事先给那里的几个朋友打了几个电话，秘密地与他们商量好，把此次的“旅行”安排得满满的，不让自己和略萨有机会见到这座城市，只给略萨留一个从一家人家到另一家人家的路上，从小汽车的窗户匆匆地瞥一眼这个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成的“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机会。
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锡帕基腊那座寄宿学校的感受也是极其阴暗的。那时已经萧条的阿拉卡塔卡在马尔克斯的视线中虽然已经不见了，但那所城镇美好的影子却时时地在他心头浮现，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世界的一切，如果不是阿拉卡塔卡，那他就难以接受。“我被带到了锡帕基腊国立学校，我就在那里念了几年中学。锡帕基腊也是一座阴冷的城市，房顶上的瓦片破破烂烂的。”马尔克斯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