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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心理上始终与这些陌生的封闭式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使那时的他在心里也产生了空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影子，于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扎下了根。对于阿拉卡塔卡的思念又成了马尔克斯填补这种孤寂空旷之感的妙方。阿拉卡塔卡使年少的马尔克斯深感忧伤，也使他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他总要去追忆他所失去的“天堂”，那个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在这段寂寞孤独的中学时代，小马尔克斯与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模仿西班牙著名抒情诗人希门尼斯的诗集《石头与天空》中的作品，也写了几首“石头与天空式”的诗歌。但他文学的才华到了大学时代才真正地显露出来。
厌倦的大学生活
194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十九岁时，他中学毕业了，这段在他的心灵留下重要印迹的时间终于在巴望中结束了。这时，马尔克斯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内向和他绝对的逆性格使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不满。毕业典礼之后，他便收拾起行装匆匆地像逃避灾难一样离开了锡帕基腊的寄宿生活，去苏克雷他父母兄弟居住的地方去。
尽管炎热、脏污的没完没了的旅途把马尔克斯颠簸得疲惫不堪，但能逃离那座让他极度厌烦的城市他却从内心里感到舒畅。对于这次的艰难而又难忘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有所描写，那是在写到梅梅·布恩蒂亚和她母亲使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大为伤心之后所作的那次旅行，书中大量的感受和那非亲身试验不可的描述正是这次去省亲途中切腑的感受。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岁，他再一次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首都波哥大，因为他要到大学读书。和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他在大学主要是攻读法律专业，也和其他学法律专业的拉美作家一样，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法律专业失去了兴趣。
当然，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了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朋友。他们当中有哥伦比亚小说家、记者普利厄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圈儿内最重要的一位。还有哥伦比亚的牧师、社会学及法学教授卡米洛·托雷斯，1965年他创办的《统一阵线》周刊，抨击政府。196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提出：“誓死为人民夺取政权”的口号，在1966年的游击战中牺牲。
那时的马尔克斯已经留起了小胡子，而且还是一个时常起哄闹事的老手，由于对所学习的法律的极其不满，他总觉得很无聊。每当到学商业法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和一群学生在法律系的走廊上使劲地跺脚。在谈到这段大学生活时，马尔克斯这样说：“中学毕业了，我便注册入国立大学攻读法律，我登记的期限为五年，但我始终没有毕业，因为这一漫长的专业学习令我十分厌烦……我当时住在弗洛利安大街的一家膳宿公寓里。尽管我当时收入微薄，但是我比其他的寄宿生还是要奢侈一点，居然出得起钱给自己在早餐里增添一个鸡蛋，我想，在所有住在那家膳宿公寓的人里，我是唯一在早餐时享用鸡蛋的人。我觉得民法比刑法难学，不过说实话，无论什么法我都懒得学。”
但是，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有一件事使他走向上了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件事完全是由于他的极端叛逆性格所致。
1947年的哥伦比亚文坛，是不十分景气的，那时，有一个小说家兼评论家，名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是《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外号叫“尤利西斯”写了一篇文章，对当时的文坛状况非常的担忧，并断言说，哥伦比亚这一代文学青年极不成器。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这篇文章后，很是生气，他觉得博尔达的断言未免太夸张。于是他就想写一篇小说，写一篇让博尔达一代作家吃惊的小说，把他们的嘴给堵上。
于是，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尽管这篇以“体育运动的速度”写出来的小说并未被后来成名的马尔克斯所重视，但在当时的那种“要堵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的目的，是达到了。“于是，我就坐下来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并随即投寄《观察家报》，不想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打开报纸一看，只见整版登着我的那篇小说，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还撰写了按语，承认错误，因为十分明显， ‘这一个精采的短篇证实，哥伦比亚文学一代天才已经出现’，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一来，我倒真垮了，我不由得扪心自问：瞧我闯了多大的祸！为了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梅尔达产生不好的印象，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继续写只能是这一回答。”
从此，在1947年到1952年间，他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九个短篇小说，而加上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三次忍耐》共十篇，就构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世界的“史前”时期。在写完了这十个短篇小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依旧没能见到那位“逼”他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而博尔达也一直没有给马尔克斯写过回信，只是给马尔克斯不断地发表小说，邮寄一百五十比索的稿费。
暴力文学与波哥大事件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一岁时，他所在的哥伦比亚首都爆发了“波哥大事件”。
1948年4月9日，波哥大前市长、前自由党政府教育部长、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豪尔赫·盖坦在市中心的街头被枪杀。他是一位慷慨激昂、极具魅力的演说家，而且是自由派人士中最活跃的一员。由于他的遇害，从而导致了波哥大的暴力行动。这场暗杀是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对盖坦日益明显的主张感到害怕。
这次暗杀使波哥大遭受了三天的恐怖笼罩，这期间市区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被大火夷为平地，而三天内有两三千人死于非命。从而使哥伦比亚的两大政治派别——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内战苗头更加明显。“暴力行动”从1949年到1962年使约二三十万人丧生，几乎使莫利纳全省毁于一旦。从1948年起，“暴力”已成为决定哥伦比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种因素，在该国私人或公众团体的活动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正因为“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哥伦比亚盛行，因此，近二十年的叙事文学就很自然地充斥着这场悲剧的韵味，因为它能够不断地提供各种证据，这种文学，后来被称为“暴力文学”。
记者涯活和小说创作“暴力”的味道同样也影响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作品里也出现了清晰的图像，但他的创作与其他的“暴力文学”又有所不同。
1945年的波哥大事件使波哥大大学被迫停课，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动身来到了卡塔赫纳。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已经搬到了这里。
马尔克斯来到了卡塔赫纳，就进入了当地大学继续攻读令他厌烦的法律系专业。同时，他在该地刚创办的一家报纸《宇宙报》找到一份工作——记者，这是他日后将赖以生存的一项重要职业。
在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负责一个名叫《句号，换行》的栏目写社论外，他还几乎发狂似地读福尔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而他的大学课程也就拖拖拉拉、漫不经心地读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呆了两年半，一边给《宇宙报》撰写文稿，一边给《观察家报》投寄小说，一直到1950年，马尔克斯二十三岁时，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这种生活：
第一件事是在他逗留巴兰基利亚时发生的。
当时，一位朋友介绍马尔克斯去一个叫“乐逍遥咖啡馆”的地方去，说那里有几位非常有潜力的作家，同他们认识当然对于马尔克斯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于是他就去了。正好遇到了三位青年和一位老人。三位青年是：为《先驱报》撰稿的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的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以及 《国民报》记者赫尔罗·马尔加斯。而那位老人，就是卡塔卢尼亚共和派人、女子中学教师兼书店老板拉蒙·客耶斯，他似乎还是这四人中的头头。
这四人早就拜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便十分热情接待了他，同时这四人也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吸引。他们相识的当天晚上，阿尔瓦罗·塞佩达就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带到自己到处堆满书籍的家中，非常兴奋地指着书对马尔克斯说：“我可以把书都借给你看！”
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他们四人时曾说“他们对世界上的小说真是了如指掌啊！”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具备更为渊博的文学修养”“他们是我一生最初也是最后的好友。”那时他以与这四个人相识感到无比的幸运，于是，他回到卡塔赫纳后，立即辞去在《宇宙报》的记者工作，同时终于放弃了法律系的学习，移居到巴兰基利亚来，与这四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汇合了。
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件事是他陪同他的母亲到阿拉卡塔卡去变卖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祖父的那幢房子。重新回到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过去美好的、令人难忘的生活和那些朝夕相处的人有着无法用语言描述清的感情。阿拉卡塔卡使他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