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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认为，他们继续是一个正统君主统治下的更大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此，
朝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仲裁和操纵地方的政治斗争，更垂青于那些可能
是最听命于它的人。它可以为一个曾经与它合作但此时被赶出其治地的节度
使提供避难所，并再次任用他，同时却能拒绝接纳那些不很受欢迎的前节度
使。那么朝廷为什么又对这些节度使不论谁都给以正式任命呢？主要是因
为，如果完整地保持名义上的关系，它就能确保节度使们承认已经建立起来
的那种和平共处关系。拒绝承认他们，就会造成两种严重后果：藩镇内部会
出现严重的不稳定，而且会促使它对外采取侵略性的行动。
政府对两个分裂出来的义武和横海镇的控制使它在河北取得了一定的战
略优势。虽然对它们的控制偶尔有失败之时，但朝廷任命的官员一直得以重
新成为它们的领导。河北的这一桥头堡是朝廷一大关注之事。826年，当李
① 《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4 页；《旧唐书》，卷172 第447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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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捷在驻军的支持下谋求继其父为节度使时，横海出现了恢复自治地位的危
险。这时正值新帝即位，所以朝廷直到827年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对李
同捷采取行动。在帝国的其他地方，这本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事，但在河北，
要降服这一力量相对虚弱的单个的藩镇，却成了一个旷日持久和复杂的任务
了。在三个自治藩镇中，幽州为朝廷作战不力；魏博扮演两面派角色，但很
不成功；而成德自己最后被宣布为非法。此外，魏博和成德自己互相动起武
来。最后，付出了高得不成比例的费用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829年春对
横海的控制才得以恢复。
很显然，朝廷下决心要保住河北的这一东部基地，主要是因为它对河南
提供了意义重大的保护，具有防御价值。横海在822年因增加了两个州而扩
大了地域，同时它又拥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所以从830年起它不需要中央对
它的军事资助。可以设想，它从此甚至成为贡献岁入的地区。相反，义武依
然是一个小的戍守藩镇，它的一半军资由朝廷负担。其驻军有时也是制造麻
烦的根源，特别是在833至839年它造成的危机解决前，它的确使长安的领
袖人物烦恼了一阵。朝廷对这些藩镇内部生活的确切影响不得而知；但我们
可以肯定，中央政府一定给予军队和其他地方上有势力分子以一定的物质刺
激，以使他们保持忠诚。①
随着昭义企图取得中央政府对它实际的自治地位的承认和要求政府同意
其节度使之位的世袭权，朝廷和河北之间在843至844年间建立起来的平衡
受到了最大的考验，结果造成了旧式藩镇的最后一次大叛乱。昭义的历史与
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对付这个区域危险力
量的主要屏障。它横跨太行山，地处河北和河东，既有优势，也有不利条件。
特别是如果没有北面成德和东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
在下去。很明显，如果它完全摆脱朝廷的控制，后果是严重的。
自刘悟820年在昭义掌权以来，它一直由刘姓家族控制；刘悟曾在自治
的平卢任职，在818年转而忠于王朝，当时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
年第一次世袭继承的问题在朝廷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朝廷动摇的
领导集团最后同意对刘悟之子刘从谏的任命，后者随之治理昭义达 18年之
久，漫长的任期只会削弱朝廷对该地的控制。他经商的范围和种类更是臭名
昭著；他经营盐、马、金属和一般商业，与商人分享利润；为了便于商人的
活动，他还授予他们公职。自835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对宦官采取强硬
立场的意愿证实了他的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年，这时朝廷已
有了远比825年更为坚定的领导集团，所以朝廷决定应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选
接任者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订进攻昭义的战略时遇到了一
定的困难。它知道中央军队之渗入河北将会引起诸自治藩镇抱成一团去支持
昭义。于是就说服成德和魏博从东面进攻昭义。节度使们无疑被许诺的物质
报酬所诱惑；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在自己大门口的斗争会破坏他们
与中央权力的有利的妥协。战争艰苦而持久，打了843年的大部分时间和844
年。昭义进行了顽强的防卫，这不但证明它有坚强的军事传统，而且还得到
民众对此地方政体的高度支持。虽然因指挥分散、分裂和不受约束的官军作
战而出现的那些往常的困难又出现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主要
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政治形势也没有不利的影响。对现存昭义部队的指挥权
① 关于河北约820 至874 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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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819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 ①
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提出一个理论，即
②
到了9世纪，唐朝廷与河北诸镇已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最
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
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
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
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地区出现。9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
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
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
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
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世纪80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
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
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 章。
② 顾炎武： 《日知录》（台北，1962 年），卷9 第220—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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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 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
①
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
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
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
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
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
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
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
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
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
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
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
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
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
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
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
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
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
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
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
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
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
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
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
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
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
乡直接催课。①
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
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