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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对比，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升华。
赖和小说更突出的艺术手法是讽刺，而且运用得相当高明。他一般不从作者的角度去看讽刺的对象，也不借故事中其他人物之口去明示讽刺对象的可笑，而是让丑角们自我表演，在权力与愚蠢之间摆荡，自行暴露其短处，出够洋相。《不如意的过年》中，“查大人”对年礼的减少甚为不满，闲坐在办公室里，愤愤地想：“这些狗，不！不如！一群蠢猪，怎地一点聪明亦没有？经过我一番示威，还不明白！官长不能无些进献，竟要自己花钱吗？”他把收受贿赂视为理所当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钱应该由辖区的人民出，这就是自诩“伟大”、“勤敏能干”的“查大人”的卑鄙龌龊的心态。本来在休息日，他是“万事不管，虽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任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可是，这回的新年，他就特别了，在默许赌钱的日子去抓赌，没抓着，竟施虐于一个无辜的孩子，叙述者还不动声色地说：“查大人为公心切，不惜牺牲几分钟快乐。”这种不动声色中所含的嘲讽意味特别强。
赖和的小说比较喜欢夹叙夹议，用议论交待时代背景、社会现状，并对人情世态作出深入的分析，往往是在议论中展开故事情节。《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雕古董》、《棋盘边》、《辱？！》等，都是“用洗练、传神的笔触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行文中又抑制不住自己发表议论。虽是夹叙夹议，读来却动人心弦”。（蔡美琴：《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112页。）例如，《辱？！》说到乡亲们看戏，忍不住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评价议论：
戏是做侠义英雄传，全本戏，日夜连台，看的人破例地众多。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有着这种理由，看的人就难怪他特别众多……
接下来几段，议论和叙述交替进行，对警察的“滥肆权威”作了较为透彻的揭露和愤怒的抗议。不过，议论用得太多，影响了作品的形象性，不够生动，这是赖和小说的一个缺点。
赖和小说在艺术上另外的缺点是早期创作细节描写不够，也粗糙，比较侧重于事件的展开，没能向纵深挖掘，没能把所描写的事物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刻画还嫌粗浅，比较类型化，个性差别不太明显。在这方面，赖和自己肯定也有认识，他以不懈的努力加以克服，后期作品就有较大进步。1931年的《可怜她死了》、1932年的《惹事》，技巧已较前成熟很多，“已具备相当现代的手法”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了。
四、白话行文，穿插方言：个性化的语言特色
赖和的小说都是两万字以内的短篇，基本上是平易的白话文，而且后期的作品比早期的更通顺，更口语化。他的作品不卖弄花哨，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多是日常生活用语，文字浅显，多用常见字。他不用长句，只用短句，用逗号（当时为“、”）“把主句和各种副句或副词片语间隔，使句子的意义明朗化，不易使人误解。所以念起来相当顺口，并无噜嗦的感觉”。（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
赖和小说在语言文字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在白话行文中穿插台湾土语（或曰闽南方言），主要表现在叙述、议论以白话为主，杂有方言词汇，而人物对话则多用方言。这样就使得对话生动具体，真实可感，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当时的状况，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让熟悉这种语言的台湾民众读来感到亲切，易于接受。不过，赖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不是都用方言，像《赴会》，主人公“我”在火车上先后听到的两段对话，就截然不同。
第一段是一个绅士模样的日本人与另一个绅士模样的台湾人的问答：
“到底这个会的本体怎样？”
“我也不大明白，是在要求做人的正当权利。”
“台湾人？”
“没有只限定在台湾人的条文，所以若感觉到做人的权利有被剥夺的人，不论谁，一定是可以参加的……”
“那么，台湾人应该有多数的参加者，我想知识阶级必定全部加入。”那日本人又问。
“却也不见得是这样，有些人还以为是无事取闹，在厌恶他们，回避他们。”这是台湾人的回答。
“我可不信！”那日本人似有些失望。
“这是别有它的原因，那些人是绝对依赖官厅，以为到不可知的将来，官厅一定会把台湾人的地位改到完善美好，不用去请愿要求，阻挠着改善的进行，而且这些人若想要参加，恐怕失去现在所得的利益名誉，若不参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是和一般民众站在同一立点上了嘛，可以讲是背叛民众，这样使那些人为难，也莫怪他们咒诅。”
“中小市民和农民两大民众怎样？”
“这方面似有些得到欢迎，因为这些民众，在生活上所受到的不平苦痛，蕴蓄得很久了，被他们披露一点，自然是会信仰他们、倾向他们，以为他们会争来幸福赐给一般大众。不过，大众的知识是很低，不晓得政治是什么。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生活较自由点，对这点不须施予，官厅可以不用多大的价值，便能得到很大的效果。这只要把对日常生活上的干涉取缔放宽一点，大众便满足了。”
“这样，他们一定热烈地干下去，有这大众为他们做背景。”
“却也不见得，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学生，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开个讲演会而已。”
另一段是几个农民的交谈：
“横逆都无块去讲，驶伊娘！”
“你的有几甲？”
“一甲四分外，开垦三年外，到今年稻仔才播得起。”
“你去问了怎样？那所在的人另有什么方法无？”
“所讲农组的人出来在奔走怎样？”
“犹还是无法度，已经拂下给他们了，那样容易就要取消！”
“不是讲还打下底作？”
“那驶娘恶爬爬，不时来赶来迫，也不是害？”
“不能向他们请求些开垦的费用？”
“讲多容易！他们还要催讨前几年的小作料。”
“有的不是闹到法院去，后来安怎？”
“法院是有路用？！法是伊创的。”
“咱是应该做猪做狗，连一些可吃的，要不是被剥夺精光，打算伊是不情愿的。”
“开山的痛都还未止，开荒的又在哀荷。”
“真正着无法度？！”
“有问那讲文化的看？”
讲话者的身份不一样，所操语言就有区别。前段中的台湾人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可以讲多种语言，他的话只带个别台语，如“官厅”、“立点”、“咒诅”、“三不五时”，其立场、倾向、学识，都从语言中透露出来。后段中则是下层社会的百姓，素来只讲台语，作者便实录他们的口语方言，把他们的身份、阶层、性情通过对话表露得恰如其分，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赖和还喜欢在小说中使用一些台湾俚语、俗语、谚语，以强化大众化的乡土文学性格。举《斗闹热》中的例子如下：
囝仔事惹起大人代——因小孩子的纠纷引起大人们的不和。“代”，或为“代志”，闽南语，事情之意。
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指再怎样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也要赢过那些富贵人家
头老醉舍——头老，地方上的贤老、头面人物；醉舍，有钱的乡绅、地主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比喻人要面子
狗屎埔变成状元地——毫无用处的土地忽然变成了黄金地皮
死鸭子的嘴巴——指嘴硬不认输，强词夺理
在赖和的多数作品中，方言口语使用得当，的确生色不少，但过多或完全使用方言的篇目，诘屈聱牙、晦涩难读是难免的了。
赖和还相当重视拟声词的运用，如《斗闹热》中用“快快快快”模拟响亮急促的铜锣声，把迎神赛会的热闹劲儿烘托出来；《惹事》中用“啯啯啯”模拟鸡叫，写活了“鸡仗人势”的神气和霸道；《棋盘边》用“戛戛”的拖鞋声、“恰恰”的烧水声、“哈呛”的喷嚏声、“哈哈哈”的笑声、“啪啪啪”的下棋声，等等，道尽了在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时候，一帮知识分子懒洋洋地趿着木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