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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军号和里程碑——赖和散文
在赖和那个时代，台湾新文学还在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阶段，文体分类并不十分严谨，尤其是在小说、散文方面。赖和常常是拿起笔来写出心中要说的话，并不特别在意是散文还是小说。这就给后人的区分和选择带来了困难。笔者看到过几种版本，意见相左，各自根据自己的判别标准，将赖和的同一篇作品放进不同的文体栏目。例如，《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会》、《不幸之卖油炸桧的》、《阿四》，在《赖和全集》里，是放在小说卷中的，而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的《赖和作品选集》里，则是划在“随笔散文”栏目中。
《阿四》写主人公从医学校毕业，到医院就职受到种族歧视，回家开业又被苛法缠身，最终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参加议会请愿活动，还被刑拘。这些情节与作者本人的经历相符，基本不含虚构成分，而且只是个人经历、事件的复述，没有故事，没有生活化的细节描绘，没有形象化的人物塑造，所以视为散文也未尝不可。但它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观点，不仅主人公阿四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叙述者知道，连阿四们的对立面——“支配阶级”的心态也都一清二楚，而散文的叙述领域中基本排斥全知观点。
再有《一个同志的批信》，写狱中人向旧日的同志“我”求援，而“我”却置他于不顾。像“我”收到狱中来信，对昔日同志批评自己落伍而如今有求于自己，既愤愤不平又幸灾乐祸，想不出手又怕日后不好相见，但拿钱出来又着实舍不得，放在口袋里捂捂最后到酒馆里消遣，给了女招待。另外，全文采用对话体，却只有单边对话，语言极尽刻薄之能事，与其对话的是一个隐藏性的角色，他的话并没写出来，然而一直保留在场景中。因此讲话的一方并非是独白而已，在行文中可以感受另一方的话总是被打断，在段落的转折之间，构成了情节。全文有对话，有情节，已充分构成了小说的条件。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当时极具前卫性。
因此，如此划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但《赖和全集》散文栏中的篇目，能否都视为散文，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有待商榷。
第一节 扫除暗夜的激越呼声——议论文梳理
《赖和全集·新诗散文卷》中，共有二十三篇散文，议论文性质的占相当大的篇幅，计有《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未命名（吾们）》、《未命名（OO先生）》、《未命名（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未命名（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未命名（重阳）》、《未命名（中国的艺术）》、《忘不了的过年》、《圣洁的灵魂》、《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十篇，另外，第一篇《未命名（我这次回来）》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记录一次会议上各人的发言，也基本上是议论形式；第二篇《未命名（五月）》是未完成稿，前后都缺，保留部分与第一篇有很多雷同。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与《赖和全集》杂文栏中的《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和《谨复某老先生》性质相仿，都是赖和就新文学的创建及其宗旨阐述自己的见解。只是后两篇为论争，批判色彩浓一些；而前一篇是正面的阐释，更富于激情。
《未命名（吾们）》很短，不足五百字，也是阐明新文化建设的宗旨——“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但重点落在建设台湾文化上，“把我同人们见闻范围里的现代思想、艺术、科学，绍介给大家相与研究讨论，盼望它能助我文化一寸寸的进展”，使之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赖和痛感台湾的山川泉石虫鱼，多有世界位置，但人物文化无法与之相媲美，“在前已不能比及祖国的中华，到现时代自不得比并上邦的日本”。从表面上看，这里的“台湾文化”是有“独立”的意味，但是，这“独立”是相对于日本而非中国。此时的台湾，已被强行与中国割裂，两者之间，不存在独立与否的问题。所以，赖和文章中举凡强调台湾文化、文学的地方，针对的都是日本，是要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放自己。在这里，他称中华为“祖国”，而称日本为“上邦”，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未命名（OO先生）》是一封书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回信，从信的内容看，对方是“彰化的新淑女”中的一位。赖和在信中回答她对自己的指责，指出她的错误，并发表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看法。
《未命名（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对旧势力的反击。从文中看，地方上发生了私奔诱拐的事情，给某些人以口实，藉此攻击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新文化。赖和认为私奔诱拐与自由恋爱不能混为一谈，真正懂得恋爱的人，应该公开说出自己的追求，还给原来配偶以“各人的自由，偿给他们的损害”，而女子（有的还是女学生）受物质的诱惑与人私奔，那是堕落。赖和指出，将发生的意外嫁祸给新文化运动是十分寻常的事，“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尚在多数人的脑中，旧的思想尚在拥有权势的时候，不论有什么事件发生，总把这个罪责卸在方的萌芽的新思潮之上，这个无妨，新的既有萌茁的机运，亦自有培养其成长的要素，不因为他力的摧残（诬陷）遂失了生机。”他还说他们站在新思想一方的人，敢于承担“这罪过责任”，“不能不在积极地干”，意思是说他们不怕别人指责诬陷，要把新文化运动坚持下去。
《未命名（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未命名（重阳）》、《未命名（中国的艺术）》都是短文，二三百字。
第一篇是借赌博问题抨击法律，虽然只有二百字，但一层层地揭露出现行法律实质：
所谓法律者，原是人的造作，不是神——自然——的意思，那就不是完全神圣的东西了，况使这法律能保有它相当的尊严和威力，是那种所谓强权，强权的后盾就是暴力，暴力又是根据在人的贪欲之上。而在运用执行这法律，原是被创造未完全的人，尤其是那些强有力者，所有强有力者只是支配欲和占有欲的发动。
作者对殖民地法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第二篇是一篇很别致的诗评，共有两段。上段谈读“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的感受。作者觉得在“此地此时，实在玩味不出这句诗的好处”，因为“若在咱这地方，还是满城风雨近清明来得切实，因为重阳多属青天白日的好天气，倒是清明前后例有风雨”。说到此处，作者十分幽默地声明一句：“这是讲我自己玩味不出这诗的好处，不是讲这句诗不好，譬如盲人讲霞彩是污黑的东西，讲只管他讲，原不能减损霞彩的鲜丽。”谈这句诗缘于提到重阳节，下段就专谈这一节日：
重阳特别是诗人的佳节，约几个朋友，带几矸酒并嗜好的果饵，到山上去饮到有些炙。虽然不能长啸狂歌，也可以叹几声气，吐些胸中郁抑，自自由由不会受到干涉且没有被检束的危险，快哉诗人，赶紧学做诗人去罢。
到最后点出文章真意：仍是在控诉殖民当局的罪恶统治。如此曲笔，可见作者的处境和他的真心。
第三篇似原本不是一篇文章，前半段是读书笔记，在谈中国艺术衰颓的原因之后，有“读到此处，我觉得这意义也被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所漏泄”的字样；而后半段则像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与前面毫不相干。我想也许是作者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随手写下的笔记，与记下的创作考虑混淆了。
《忘不了的过年》是议论文中比较独特的一篇，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得多，文学性也较强。这篇作品是谈过年的感想，发些历法、天文学、年节等等的“牢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通篇用了自嘲的口气，读来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文中作者自称“小子”，说自己不长进，平生惯爱咬文嚼字，还用“立名最小是文章”、“声名不幸以诗传”两句古诗坐实自己的不长进。然后说自己虽然不能侧身斯文之列，但在不知不觉中，也染些发牢骚的脾气，学起病者痛苦的哀号，呻呻吟吟，自鸣得意，也不顾旁人笑掉了牙齿。可是，“生性如此，虽用巨磨磨碎了此五尺之躯，使成粉末，乃和以森罗殿的还形复体水，再捏成一个未来生的我，怕也改不脱这个根性。现在只有觉悟，觉悟把脸皮张紧一些，任便人家笑骂，不教脸红而已”。在写到只有闲着享福的人和孩童们有过年的快乐，其他人或无暇或无粮，没有快乐的工夫快乐的理由后，作者又嘲弄了自己一把：“所以家里市上，多乱恼恼地热闹着，新闻杂志也各增刊而特刊，小子也乘这机会写出这篇乱七倒八的文字。”文章最后，作者写自己小时候喜欢过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得到钱，现在仍忘不了过年，是因为成年后“快乐的追求，金钱的贪欲，比较儿童时代，强盛到肉体的增长，多有一百倍以上。一到过年，金钱的问题，也就分外着急，愈着急愈觉得金钱的宝贵，愈觉得金钱的宝贵，金钱愈不能到手”。他还说：
统我的一生——到现在，完全被过年和金钱所捉弄，大概到我生的末日也还是这样罢。思想中只感觉年岁的川流，不断地逝去，梦寐中也只见得金钱的宝光，在闪烁地放亮。既不能把它俩，由我的生的行程中，将脑髓里驱逐，只有乘这履端初吉，捧出满腔诚意，拜倒在岁星和财神宝座之下而已。
以自嘲为主，反语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