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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揉合在一
起，简直是不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
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
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打死这部小
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笑到惊人的程度，举的例
子是马慕韩。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
级打扮成×××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
得限，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
了。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
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
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
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让我门来看丁学雷是
怎么分折的：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
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
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
力量，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我们在
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
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分子两面性，后一个
丁学雷举的例子，却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
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胁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
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
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
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
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
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
和“有中变无”法。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
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
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
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
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
子。
了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
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持
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
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
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
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
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
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
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
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
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
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
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
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
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
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
“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
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
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
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
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
“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
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
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
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目然
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
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的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
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
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
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
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
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
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
出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
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
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
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
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
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
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
“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
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
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
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
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
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
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
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
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
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
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
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
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
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
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
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
‘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
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
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