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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
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
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
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
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帐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
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
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的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
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
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
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
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
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
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
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
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
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
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
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
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
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
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
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
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
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
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
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
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
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
“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
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走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
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
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
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
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
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消除五毒，消
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
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
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
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
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
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
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
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
不了有的实质。
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
“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
工厂”。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
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
“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
“钦定”，作者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
人帮”便下令“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
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因为写了一
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
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英勇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
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
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
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
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
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
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
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
的早晨》又和读者见面了。
魏巍
（1920——）
河南郑州人。中共党员。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后赴延安抗大学习。
曾任晋察冀边区部队宣传科长、团政委。一九五○年参加抗美援朝。历任全
国青联副主席，《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总政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
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聂荣臻传》写
作组组长，《中流》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是中国作协四届理事，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黎明风
景》、《不断集》、《红叶集》，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怀人集》、
《壮行集》、《开花的青春》，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地球的红飘带》。另有《魏巍诗选》、《魏巍散
文选》。
为了最可爱的人——《东方》诞生记
解放军文艺社办了小说读书班，来了这么多作者，心里高兴。我们的文
学创作队伍的确比较老了，尽管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年纪
大了，需要新的力量来补充。同志们要我来谈一谈怎么写《东方》的。这个
问题以前没谈过，主要是想先听听大家议论，然后自己再总结。同志们喜欢
听一些具体的东西，不喜欢听太抽象的，因此，我同意谈这个题目。由于来
不及过细思考，谈不到经验，只供大家随便听听。
这本书是一九五九年在邢台开始动笔的。后来调我去编战史，这工作就
中断了。编完战史又接着写。六五年我去越南访问之前写了一半多一点，大
约四十多万字。此后，一直中断了九年半时间。到一九七四年才又继续写，
写了将近两年的功夫，到了七五年十月草稿完成。这本书现在说来也不是没
有遗憾，原计划是要把彭总作为一个人物来写，但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好办了。
所以干脆写群众。再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动笔是在一种心境不好的情况下
进行的。因为当时是那种空气，心里很苦闷。我原来很想到全国各地走一走，
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但当时出不去，在家呆着，也没有什么可干的。当时真
是有一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晴天”，“拔剑四顾心茫然”啊。
在这种情况下，总还是要干一些事情，我的老伴也说，还是把这个完成吧。
总之，当时的心理就是赶快把这件事情划个句号，然后束之高阁，并未打算
出版。所以写后半部时心情不那么从容。这是我先介绍一点情况，下面分成
若干小题目谈谈。
一、是伟大的斗争引发了我
我是一九五○年调到总政的。在宣传部编了半年教材，夏天，朝鲜战争
就爆发了。十月，志愿军出国了。我出国的任务是和一个小组了解美军政治
思想状况，准备向新的作战对象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同去的有新华社的同志，
还有英共的夏庇若同志，他开玩笑地称自己是“英国人民的志愿军”。我们
到了朝鲜，先去俘虏营了解情况，任务完成后，大家都愿意到前线去看一看。
我们越过汉江，到了汉城。那时朝鲜北方的城镇几乎已被美国的炸弹夷为平
地，到处都是火光。尽管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但作战确实非常勇敢，在连
续的三次战役中，一直打过三八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许多惊天动地
的事迹，确实使我十分感动。我的心里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回国后就写了
那些通讯。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也很不一般。
当时虽然困难很多，但确实是一个国家新生了，到处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比
如哪一个志愿军代表回国作报告，大家就把他围起来，抬起来，举起来。周
围的这些事情都冲击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