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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苇岸先生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享利·戴维·梭罗。他对朋友们说，他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类的增光者”，仁厚的博爱和至善的赤诚以神奇的力量使他在同代人中出类拔萃。在一个不需要操守、良心，不需要高尚和理想的世纪末，苇岸先生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放纵，随意为追求产量和追逐名利每日下笔千言甚至万言，他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以生命的体验和刻苦的研读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回答《新生代散文选》编选者楼肇明先生提问时，苇岸先生曾说：“在这个文字被轻佻地滥用的时代，我尊崇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和虔诚。巨量的字数对一个作家也许是有益的，但世界对此已经表示了它的忧虑。在散文的道路上，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虽然他写作速度很慢（一年写出两万字的作品对他而言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谨严而又有节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使他的创作达到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他的著作和思想以及独具人格魅力的精神召唤，将滋养我们这些后继者永生永世。
按照苇岸先生的生前嘱咐，他的丧事从简，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放大地时不放哀乐，另选他喜欢的安详的宗教清唱音乐（诗人王家新送给他的一盘音乐磁带）作为他最终的安魂曲。5月23日，在京及从外地专程赶来昌平的60多位诗人、散文家、学者为苇岸先生送行。10点30分，苇岸先生遗体火化前，由他的朋友、诗人树才朗诵专为他翻译的、他热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一诗：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作着自己的事情，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一直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而树叶们歌唱着在林子里摇晃感觉到它们的汁液迎着欢快明亮的太阳。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胀如花串，想迸发出爱和充盈痛苦：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但是，在山坡上，纯洁的葡萄园在你的全能下温柔地成熟。
把我没有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找到一盘好汤，睡在荫凉处，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如果你想……
但是……谢谢……因为我听见，在善的天空下，这些将死在这只笼子里的鸟，欢快地唱着，我的天主，就像一阵骤雨。
正午时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被他的亲友们全部撒在生养他的故乡昌平县北小营村东边的东河里和旁边的麦田以及树林中，树才再次朗诵另一首苇岸先生选定的雅姆的诗《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盛放苇岸先生骨灰的瓷坛原是他家中阳台上朴拙的菜坛，家人遵他遗愿，洗干净后用来装骨灰，由此可见苇岸先生一生的生活清贫、俭省、朴素之一斑。他心爱的藏书原来打算捐献给孕育他童年和少年的乡村学校，后来他担心学校不能按他的意思处理，加上乡村学校设施的简陋，天长日久了，怕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藏书散失掉，就仍集中保存在他的旧居里。在昌平和北小营村，有苇岸先生的一生和他那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的人世间最朴素、最自然、最原始的最后居所。他如同他崇敬的托尔斯泰一样，都有这样一座“世间最美的坟墓”（茨威格语）。
苇岸先生的生命虽已化作一？骨灰，撒入正在抽穗的麦田后，却换成了另一种方式的生命。
在他写下的绝唱《谷雨》中他这样寄托了他的梦想和宿愿：“麦子拔节了，此时它们的高度大约为其整体的三分之一，在土地上呈现出了立体感，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开始显露出男子天赋的挺拔体态。野兔能够隐身了，土地也像骄傲的父亲一样通过麦子感到了自己在向上延续……”苇岸先生来自辽阔的大地的深处，也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他的灵魂也将与大地上的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生生不息。
大自然质朴谦逊的儿子——大地上悉心的洞察者与罕有的倾听者——茫茫大地上漫游四方的行吟诗人和浪漫主 义思想家——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苇岸先生——走向了无限接近天际的天堂之门的彼岸 ……
苇岸先生，一路走好！
胡适的书生气
？ 耿介耳
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来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三人做比较，这个比喻的共同条件就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了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可见胡适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从胡适的从政经验上看，他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就有了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结果为胡氏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氏做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仍然没有成功。蒋介石以为胡适是嫌官阶太低，即以行政院长的位子相许，据说把个胡适急得犯了心脏病，惟恐却之不去。看胡适的一生，真正做过政府官职的要属在抗战期间担任的驻美大使一职。国难当头时出任此职，是胡适心系苍生而不得辞的表现。这样说的理由，就是胡适即使在这个职任上，也同样有负累的感觉，以至政府的免职书一到，他才如释重负。
胡适的地位，在中国本世纪的头五十年中，基本是处于主流一派的，尤其到了四十年代，他的地位和声望都远高于当时的一些闻人硕士。在政府的眼里，尽管他并不与自己过分的亲近，但胡适的精神资源和力量还是颇值得利用的。这就有了1948年蒋介石玩的那次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把戏。当时，国民党欲召开“行宪国大”，选出“总统”、“副总统”后，再由“总统”提名“行政院长”，组成“行宪内阁”。为了稳定时局，使自己能在争权夺利的纷乱中稳操胜券，蒋介石搬出了一个书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在这个时候出现，自然会成为党系之争的挡箭牌，急骤倾轧中的缓冲带。这一次，蒋介石要送给胡适的，是行将做一国之主的“总统候选人”。由胡适日久形成的与政府若即若离的姿态看，似乎“总统候选人”的角色亦不足撼动他的“独立”之志。但是这样的重镑炸弹，确使胡适感到了几分眩晕，遂半推半就地应承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似乎容不得胡适的置疑：3月30日就有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他通报，胡适犹疑不定；31日王世杰两次见胡，再做鼓动，胡适开始半信半疑，防线将溃；当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遣他的副总编兼采访主任陆铿，去为胡适写“总统候选人”小传；4月1日，陆铿约见胡适，胡适大喜，“近视眼似乎放出了光彩，面部保持微笑”（陆铿回忆），并将自己的家世、经历一一道来。当陆铿说到要把“民主”当作小传的重点时，胡适拍拍他的肩膀：“好极了！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已经盼望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应该为它的实现而尽力。”话到兴奋处，胡适已有点进入角色了，情不自禁地谈到“当选”后的安排。他说，根据“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责任内阁”中的“行政院长”掌握行政权，因此，“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请他担任了”。俨然是要称孤道寡，做政治权利的分配的封官许愿了。〔1〕然而，就在当天的《申报》上，登载的却是胡适、于右任等二百余名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