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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煌娜禾澹衔谘诺淠侵种苯用裰髦贫认拢姓渭遥涌死锼固崮岬降履固崮幔挥兄实那稹９鄣闼淙患耍阋砸鹞颐堑淖⒁狻６胖牟慰嘉南椎�54条正是芬利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乃该书第一篇论文）。可是该文的有关看法，对杜著来说，好像从不存在。
判断史学著作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它的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法。该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我们同样必须指出，该书忽视了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一个最基本因素：城邦，从而导致作者对希腊政体和官制的论述出现偏差。
在我们看来，一本完善的希腊政体和官制史，应当放在希腊城邦这个基本制度的兴衰上，揭示城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它衰落的根源。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觉得，在关于爱琴文明的叙述中，应当指出青铜时代的希腊国家与古典希腊城邦制度之间的差异；而关于荷马社会和古风时代的论述，重心当然是希腊城邦的起源，重点指出它发端于迈锡尼社会崩溃后的所谓黑暗时代，是官僚体系崩溃、铁器时代来临、希腊相对孤立、自耕农兴起、重装步兵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字母文字的发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政治和社会权力下移到普通民众的结果。由此出发，对城邦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城邦不论政体如何，其最高统治权一定寄托于人民大会，政治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因此，为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同一官职往往由多人担任，而且任期短暂；为保证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实行抽签选举；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提交到人民大会上讨论；一般来说，所有官员，也都向人民大会负责（至少名义上如此）。所以，在对雅典和斯巴达的制度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更应该指出两者作为城邦的共性；希腊人的政治理论，都以城邦为基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构想的理想国家，仍然是希腊城邦的翻版。只是到希腊化时代之后，因为广土众民的大国的出现，斯多葛派的大同主义才有生存的基础。而杜著大体上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从克里特—迈锡尼的君主政治，过渡到荷马社会的军事民主制，然后是古风时代的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和雅典的民主制度，最后是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以希腊人关于政体的理论终篇。其中关于斯巴达和雅典民主的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希腊城邦特征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极端民主制，是不同时期不同官制和制度的堆砌，而看不到这些制度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更难以见到它们相互之间共性和差异的论述。至于希腊城邦和近东早期城市国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和迈锡尼社会的区别，好像也没有受到作者的重视。
该书另一个重大失误，是把雅典和斯巴达当作了古典希腊，忽视了希腊世界更广大的地区。实际上，希腊城邦，如果包括意大利、西西里、黑海沿岸、北非等地的殖民城邦，大小至少几百个（作者显然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他在《后记》中提到，希腊大小城邦有二百多个）。它们的制度，也因为自然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存在重大差别。早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据说亚里士多德为写作《政治学》，和他的门生们一起搜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宪法。可惜这些著作大多失传，所以，二十世纪以前，学者们因为文献的限制，把主要精力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上，并不奇怪。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希腊并不仅仅是巴尔干本土，更不仅仅是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它们恰恰是最具特色、同时也是最特殊的两个。绝大多数城邦的制度介于它们之间。因此，第2版的《剑桥古代史》与第1版相比，不仅在篇幅上大为增加，而且在结构上也有重大调整，有关巴尔干之外的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城邦，所得到的篇幅越来越多。此外，一些重要的地区和城邦，如西西里、爱奥尼亚、黑海、科林斯、麦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摩斯等，也都有了自己的专史，有些城邦如阿哥斯等，还不止一部。可惜，该书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有关古典时代的叙述中，仅论及斯巴达和雅典，有关内容竟超过全书50％，其中雅典又占全书的40％，而且没有提醒读者注意，除了这两大城邦之外，希腊还有更广大的地区需要关注。对它们的制度和官制，该书仅在民主制度和寡头政治的影响中间接提及，缺少系统全面的论述。所以，这是一本带有浓厚斯巴达与雅典中心色彩的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
其三，缺少必要的比较。要揭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特点，当然需要适当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比较不仅有益，而且必需。尤其是关于希腊的政体和官制，我们不仅要注意不同城邦之间、同一城邦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更应该有希腊和近东、埃及等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希腊城邦政体和官制的独特之处。在论述希腊化世界时，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如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制，要想充分阐明其特点，需要纵向与古埃及王权比较，横向与亚历山大的君主制、塞琉古王朝相比较，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认识，也才能对托勒密埃及的制度做更准确的界定。其他如塞琉古、马其顿等的制度，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三
近年来，有关学术规范的问题一再引起学者们的讨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大家基本同意，一本专题性著作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应当规范和统一。该书看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页下有脚注，书未有参考文献，但可能因为篇幅的限制，或者作者的忽视，仍有某些不足。在评价一本专题性著作时，这样做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我们觉得，一本好的论著，其注释也应当是规范的，因此对它仍有讨论的必要。
第一，注释不够全面，许多应该下注的地方，根本没有脚注。例如，我们有关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制度，基本没有文献可资依靠。有关迈锡尼的制度，主要来自线形文字B，其中的许多官职和制度，还存在争议。可是，在有关迈锡尼制度的叙
述中，作者分别介绍了瓦那克斯、拉瓦格塔斯、特勒塔、帕赛勒乌等的地位和权力，但没有一个脚注说明其资料和观点来源。而在有关克里特科斯摩制度的介绍中，作者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没有注明。在关于希腊化时代斯巴达改革的叙述中，同样没有任何脚注。
第二，注释体例不够统一。虽然现在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注释体例，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学报在注释体例上更是“百花齐放”，但具体到一本书中，体例必须统一。可是，我们简单查阅了该书注释之后，却发现在该书的外文著作注释中至少出现了三种不同格式。一种是全部译成中文，如第8页的注释是：亚瑟·伊文斯：《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伦敦，1921年版，第1卷，第1页；第192页的注释②是：德拉逊：《希腊主义史》第三卷，巴黎，1985年版，第687页。但是，就在该页的上一页即191页上，我们又看到了两个全原文的注释，它们分别是①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Oxford，1984，p576和②R．L．Fox，Abxander the Creat，London，1975，p20。而在第102页，我们看到了第三种注释：①奥斯波恩：《德谟：古典阿提卡的发现》（Demos，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ca），剑桥，第70页上的图表。注释体例如此不同，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另外，书中有些注释自相矛盾，如引用奥斯丁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时，第205页特别说明引用该书只注史料的序号，但作者自己做注释时，却又不注序号，仍是页码。遇到这样的注释，读者恐怕会无所适从，不知该遵从哪一种了。
第三，注释项目不完整。不少外文著作没有注明出版社，有些连版本和出版年代都阙如。上述第102页的注释上，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出版年代。不过最典型的例子是第99页的注释。该注释引用的是《剑桥古代史》的第5卷。可是那里既无主编，也无版本，更无出版年代和出版社，不知我们是该去找第1版还是第2版。第94页引用的格罗特的《希腊史》第5卷，同样没有任何版本信息。而哈蒙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分别出现在66、159、191页的脚注中，其书名、出版年代都有所不同，分别是A History of Greece，1959；A History ofGreece，1982和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1984。据我们所知，哈蒙德只写过一部通史性的希腊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本，该书确曾出过两版，分别是1959和1967年（因资料所限，我们不清楚是否有更新的版本），但作者根本没有注明版次，不免让读者困惑。第16页的注释中出现了缩写JHS。这是该书唯一一次使用该缩写，在此之前未作任何交代。一般来说，只有专业的古代史学者知道它代表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按照常理，这里可以不用缩写，直接将全名写出，会更清晰明白！
第四，有些注释存在知识性和印刷错误。 第26页注释②是：沃尔班克：《剑桥古代史》，第3卷第3分册，剑桥，1982年，第200页。可是，《剑桥古代史》第1版的第三卷出版于1925年，由J．B．Bury等主编，且无第3分册；第2版的第3卷确实有第3分册，也确实出版于1982年（按照学界惯例，所引用的著作是第一版时，可不注明版次，但如非第一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