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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明郑及清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七十多处名胜古迹所蕴含的沧桑世事和厚重文化，这两百多座庙宇、教堂所氤氲的缭绕香火和宗教氛围，加上民间广为流传的歌仔戏、布袋戏、采茶歌、驶犁歌等艺术形式，自然构建出台南深厚的人文风貌。据说，“台湾”这个名字，就是由府城台南安平港一带居住的“台窝湾”人的族称演变而来的。由于这样一种人文地理背景的倚仗，位于府城台南附近的大目降，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台湾近三百年来的文化与教化的影响，所以眼界并不封闭，也不乏文化风尚。这种生存环境对杨逵的人生成长，自然也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杨逵出生在台南州附近的大目降街观音庙二百四十七号，父母皆为文盲，杨逵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父亲名杨鼻，母亲叫苏足。也许因为父母一生都在贫寒的平民生涯中挣扎，希望儿子未来的命运能有一种改观，所以给杨逵取名为杨贵。现在新化一带有人讲，杨逵的父母一个“鼻”，一个“足”，难怪他们的儿子会顶天立地。
杨逵的祖父吴知文，早年从闽南一带只身来到台湾，由于生活困难入赘台南市杨家，祖母杨让是个传统妇女。后来因谋生不易，举家搬到大目降定居下来。祖父母去世很早，后世子孙所知道的，只有台南海边一个叫做“喜树”的地方，那里的墓碑上刻着有关祖父母的一些文字。
杨逵的父亲杨鼻，是个瘦小而健康、安静又温和的锡匠，以制作锡器、水桶、酒盏、烛台等家庭日用品为生，被当地人亲热地称为鼻师，是这一带行业中很有名的师傅。他有着平常百姓的亲和感，与街镇上的乡亲邻里相处融洽。工余之时常常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有时也带着孩子们到乡下朋友家里吃拜拜。杨鼻虽然不识字，却喜欢议论时事，他与邻近的知识分子，比如区长钟天德、书房老师王字、街役场（镇公所）的林书记之类的人物，时有来往，经常三五成群一起谈天说地，这给家中带来不少热闹，孩子们也可以听到一些时事新闻。
母亲苏足是个知足安分的农家女子，自幼生长在大目降街附近的棒口，一生勤勉、操劳，有着传统妇女的美德。她在色彩和美术方面有些专长，常为邻人画些头巾、肚兜以及其他刺绣品的图案，赚些零星家用。杨逵从母亲身上所体会到的，是恨霸如仇的性格和善解人意的温情。母亲从没叫孩子们用功做“人上人”，却时常叮嘱孩子们要和别人和睦相处，平等待人。
日据时期缺医少药的贫困生活，使杨鼻和苏足共同生育的七个孩子，不幸夭折了四个，只养活大三个男孩子。杨逵兄弟三人感情深厚，又多受父母的潜在教化。大哥杨大松本来在日人的糖业公司工作，因为听了一次抗日演说而遭免职，转而从事木刻业以维持生活，母亲身上的民间美术细胞仿佛更多地传承与他。二哥杨趁虽然选择了医学，但却热衷于音乐，能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从他手中流淌出来的袅袅琴音，曾带给杨逵美妙的遐想和深刻的印象。后来家境一度十分恶劣，二哥虽然考取了台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因为无力筹措学费，接受父执辈劝说，不得已入赘大营陈家，终因生命压抑和婚姻生活破碎而自杀。杨逵后来远赴东京求学时，两位哥哥都曾竭尽全力帮助他，支持他去奔自己追求的文学之路。在杨家三兄弟各自喜爱的木刻、音乐与文学之间，仿佛有着某种共通的艺术本质。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台湾乡镇家庭，夫妻俩靠着一间面向街道的小小店铺谋生，后面的一间房子则住着大小全家人。在大目降的观音庙附近，所有的店铺几乎都是这种同一格局的传统建筑。火花迸溅的铁匠行，手艺古老的锡匠铺，让人恐惧又神秘的棺材店，永远散发着刨花气味的木匠铺，五花八门的杂货店，还有类似茶室、常有特殊女人出入的妓院，都沿着长长的街道排列开来，再加上街口香火缭绕的妈祖宫，人来人往虔诚朝拜的观音庙，给乡间街镇带来世俗生活的方便和喧闹，也给小孩子们留下许多好奇的、色彩斑斓的民间印象。杨家的锡匠铺每天一早就打开店门，开始擂擂打打地做活，邻居的铁匠行、木匠铺也忙碌起来，叮叮当当地响声一片。生活虽然单调，却也很有乐趣。杨逵，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渐渐成长，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的杨逵，是一个体弱多病、内心孤独而又喜欢幻想的孩子。他一生反对暴力，就与这种童年时代的性格和经验有关系。作为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的孩子，杨逵的童年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反抗或叛逆的举动，惟一的一次，是因为不满于观音庙的庙祝封闭庙前广场不让小孩子玩耍，杨逵便和小伙伴儿一同把癞蛤蟆放在了庙祝的床底下。有时也参加台湾孩童与日本孩童之间的纷争，童稚的心灵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殖民地孩子与异国孩子之间的不平等。童年杨逵尽管缺少强烈的反叛性，但经常跟随做锡匠的父亲到不同生活水准的家庭里揽活做工的经历，使他在广为接触生活层面的同时，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尝试着独立的思考。在杨逵的性格里，多少有几分承继了父亲喜好议论时事的性格，这为后来塑造他坚强的批判精神和思考社会的独立个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童年杨逵最深刻的记忆，一是日本警察的霸道，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抗意识；二是日据时期缺医少药引发的可怕后果。当年日本人侵占台湾时，大家都“走番仔”躲起来。这种“走番”，曾闹过许多有趣的笑话。以当地的生活风俗，台人离家之前，要把家中打扫一遍，就连便桶，也要洗刷得一干二净。其时，日本军官北白川宫曾一度率部驻扎大目降，地点就在杨逵家对面的庙旁，区长钟天德的住宅。那年，杨逵的父母新婚不久，按风俗将便桶漆成红色，洗刷干净。日本军人不知其作何用处，就拿它当作饭桶。多年过去，每每茶余饭后，这件事常常成为家中笑谈。它使台人因受日本殖民者欺压的悲惨心情，多少有了一种宣泄的快慰。杨逵小的时候，还听到母亲骂日本军人的警察为“臭狗”。凡是从日据时期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臭狗”、“四脚仔”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名词。杨逵念书时，家乡一带，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上述种种，在杨逵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民族意识。
当时困扰一般民众的，除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以外，应当算是疾病了。极端低劣的卫生水准，使岛上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都患过疟疾。杨逵的父母前后生育过七个孩子，每当疟疾来袭的时候，贫穷的他们只能像普通家庭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生命被病魔夺走。有的孩子患了肺病，无力就医，也只能简单地用一些土药方，最终还是不幸夭折。因为疾病的缘故，杨逵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死亡。弟妹相继去世时，杨逵只有四五岁，还不懂事，只记得那天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家中停放着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着小囝仔的尸体，这给杨逵留下了非常恐惧的印象。不仅如此，杨逵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从小经常生病，身体非常瘦弱，在同龄的孩子里，就成了突出的弱小者，以至于十岁才入大目降街的公学校读一年级，还被同学们戏称为“鸦片仙”。孩提时代的杨逵，也喜欢到庙口与童伴们玩“闯军”、“拔过河”之类的游戏，可孱弱的身体常使他力气不逮，玩得没趣了就自己走开。遇到那种擂台式的比武游戏，杨逵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孤独的寂寞感。
为了排除生活中的孤寂感，杨逵常常沉浸在那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开始关注周围的生活，从中受到民间文化的濡染。当然，穷家寒舍里成长的孩子，常常体会到的是一种贫穷的经验。杨逵小时候家境贫穷，家里靠制作锡器维持生活。他们把旧的煤油桶收集回家，通过火烧来熔解衔接筒子的锡料，再利用这些锡料来做烛台、香炉、酒瓶等容器。小时候的杨逵，有一次没有经过父亲同意，就去烧那些煤油桶，结果轰的一声，油桶炸了开来，在他手上留下一块伤疤。杨逵自己觉得，这种好奇心，还有想去体验工作的过程，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日后对工人的生活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心。但更多的时候，杨逵的好奇心，是被那些周围的生活所吸引。父亲制作锡器后丢弃的锡片屑，在杨逵眼里往往有着生动的意义，他把这些亮闪闪的锡片剪成各种形状的小物品，借以消遣自己寂寞的童年。
家境虽然贫穷，小孩子们却总能从中找到几许孩提时代的快乐。大目降街上有一棵大榕树，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伞，可为几十个人遮住骄阳。在炎热的夏天，它是大目降的孩子们嬉闹玩耍的天地，也是附近田里的农人们和过路行人顶好的休息场所。孩子们常常在树上捕蝉捉鸟，在树下荡秋千，翻筋斗，玩捉迷藏。子孙满堂的鹤年伯伯，整天坐在树下拉胡琴；开竹器行的竹头叔，则一早就把他的竹器在树下摊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哼小调。他们都藏有满肚子的故事，经常津津有味地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则组织了小小“马戏团”，也表演节目给大人们看。杨逵在这种场合，倒也算得上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
当然，更令杨逵陶醉的，是到镇上妈祖宫去听一位老先生“讲古”。听《三国志》、《水浒传》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杨逵如痴如醉，无形中引发了他的文学乐趣。那些梁山好汉、造反英雄的形象，也对他的斗争精神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还有布袋戏、歌仔戏，带着乡土台湾的民间趣味与戏剧精神，经常让杨逵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