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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趣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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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的事儿,就不用说了。
  那天看这材料的时候,我在老尹副座上,他开车,看着,我就问:“老尹阿,那人铐上,真挣不开,卸不下来?”
  “是啊。”老尹说着,怕说服力不足,抬手拉开杂物箱,里边就有一副铐子呢。拿出铐子来,老尹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拿铐子往自己开车的手腕上一搭给我演示。他干这个很利落,而且丝毫不影响开车。老尹曾给我在京顺路上表演过自己的驾车技巧,在车流里面高速倒车五百米不影响交通,那是真正的实地演示,周围是毫无所知的各种车辆,看得路边擦车的几位大妈拿手指着目瞪口呆。这番表演让我对中国警察的技术水平评价大为改观,看来各种大赛中国军警夺这个冠军那个冠军是有基础的。而且看他那个信手拈来的架势,电影里头的追车镜头就显得太做作了。老尹说这是工作所需的基本水平,不过也不是每个警察都能做到的,你得用心。
  看来,实在没活儿干,这些退休的老警察去警匪片拍个飞车镜头什么的,也足够出彩了。
  老尹比划着给我看: “老萨你看啊,这铐子上带齿儿的,一铐上,你越挣扎,越往肉里陷,根本卸不下来。”
  哦,这样的,我还头一次知道呢。
  谢过老尹,我接着看材料,顺口问  老尹,那您说这人拼命挣扎的话,地铁车厢的立柱会不会给拽断呢?
  老尹,这事儿你有经验么?你说呢?
  老尹,你。。。
  等会儿跟你说,没看我正忙着找钥匙呢?。。。抓人习惯了,刚才一顺手。。。把我自己铐方向盘上了。。。
  (最后这段儿,不是杜撰,大体真事儿略带夸张,弄得我们俩都乐)
  完
  京师四小名捕系列之俄罗斯职业杀手在北京 下
  自从写了这个话题,颇有些犯愁,写了一半,有不少朋友跟着提供材料了。有关朋友提供的,多是公开报道,其中和萨所说的案子最为相近的大约是下面的链接:
  链接出处
  其实呢,我写的案子,和上面大家提供材料的,很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案子。大家看,那里面的俄罗斯杀手,叫基多夫,我所了解的那个案子,杀手叫基托夫。报道中的发案时间呢,是2004年,我了解的那个案子呢,是2006年,报道中的死者叫姜光辉,我了解的那个案子呢,死者叫兵总。所以呢,除了都是中国妻子雇凶为外国丈夫报仇,除了都有一个警察从中牵线搭桥,除了杀手都是冒充东欧某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作案,这两起案子并无相似之处。这么说吧,报道中的案子,既然是官方的报道,大家尽可以相信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子,而老萨写的呢,则是一个传奇,大家只当是某种谣传吧,也许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存在。萨姑妄写之,您姑妄听之。
  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写这个案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案件的引发者,那位雇凶的中国妻子的丈夫,是一个日本留学生。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情结,使很多中国人对所有的日本人抱有强烈的不满。因此,一个中国妻子为一个日本丈夫复仇,对象还是中国人,并不是我们国人所喜欢的故事。
  那我就讲讲我所知那段故事的前奏吧。
  今天,国际婚姻并不是件希奇的事情。然而,中日之间的国际婚姻,受到的压力,却相对来说比较大些。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如果嫁给日本人,受到国人侧目的程度,比娶了日本媳妇的男人要深得多。最多的白眼,是把她们看作为了出国不择手段的人。
  然而,有个中国的女大学生,和一个日本来的留学生恋爱了。感情这种事儿,我们每个人都说不准。这件事与出国无关,很多时候感情很复杂,但更多的时候,它简单得要命。
  这女大学生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对日本留学生说,如果你要和我结婚,你得和我一起留在中国,我不能让人说我为了出国嫁给你。
  日本留学生同意了。
  他请女大学生一起去日本一趟,要回国说服自己的父母。
  日本留学生的父母很喜欢这个文静的未来儿媳妇,虽然这样的婚姻儿子要在异国生活,但还是同意了。而且,老两口还拿出了一笔积蓄,给儿子儿媳在北京创业用。日本留学生的父母不是有钱人,他们的积蓄不多,来的也不容易。老两口当年干得动的时候,日本的工资还不高。
  于是,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结婚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两个人想用那笔积蓄开个日本餐馆吧,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想这件事,他觉得市场没有问题。
  可是,两个人都是读书的人,不知道在中国开个餐馆需要怎样的手续。女大学生想起来自己认识的一个叫兵的朋友似乎很有经验,就找他来商量。
  这位朋友果然很有办法,很快帮他们办好了执照和有关的手续 – 只是他告诉两人,你们的身份有问题,得用我的名字注册,我也好照应。
  日本丈夫有些担心,中国妻子劝他说这是朋友帮忙,谢还谢不过来呢。
  以后,夫妻两个人就起早贪黑地干起来,生意果然日日地红火起来。直到有一天,夫妻俩忽然发现账目有问题,他们的朋友兵,把大部分盈利和本钱,不知转到了哪里去了。
  吃惊的两人找到兵,对方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按照兵注册餐馆时设下的圈套,餐馆的主人是他而不是这对夫妻,不要说利润,餐馆的一切包括本钱两人都无法拿回。
  官司在“关系”颇硬的兵(现在已经升级为兵总了)左右下,成了永远没有结果的漫长路程。
  没了钱,也没了店,丈夫病倒了在吐血,走投无路的夫妻二人只好东渡,做妻子的此时已经无法要求丈夫恪守诺言。
  丈夫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人,没有责怪儿媳,依然对她很好。一个病,一个不懂日语,在经济衰退的日本两个人根本没有收入。日本的社会制度,年轻人想领到社会救济手续十分繁琐艰难,两个老人只好用自己的退休金来支撑全家。
  丈夫吐血越来越重,半年之后终于死去,死前唯一的遗憾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无法报答,又拿走了他们的积蓄无法报偿。
  妻子对两位老人说,我会养活你们,我会为你们拿回那笔钱。
  中国的女性,大约是世界最坚韧的女性,几年间,妻子越过了语言的障碍,在日本社站住了脚。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尤其在工作中更是表现明显,中国妻子的成功背后,有怎样的艰辛,无人知道。
  她做到了自己所说的第一件事,在她的努力下,两个老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第二件事却始终不能做到。屡次与兵总的交涉,遭到的只有谩骂和羞辱。遗憾的是,法律也没能帮助这位女子,在早已设好的圈套面前,法律有爱莫能助的时候。何况,兵总已经发财了,经营了一个德国良种狗场,动辄一只狗价格百万。兵总成了北京某个高层人士才可以加入的俱乐部的成员,对一个小女子的仇恨和眼泪,他当然可以忽略。
  我要的是公道,不是钱。
  他欠的是命,不是钱。
  在这种情况下,妻子通过在北京的朋友,走上了雇凶复仇的道路。
  案发,有日本绿卡的妻子,给丈夫的父母留下了所有的积蓄(据办案警察讲,她在狱中所需的物品,都是北京的朋友所购),回国投案自首。
  我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忘掉这个故事中每个人的国籍,只以我们的良心来询问自己,这个案子,正义在何方?
  问题有点儿沉重。
  说完沉重的,说点儿轻松的吧。
  我所了解这个案子的情况,显然与公开报道那个案子的内容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也是足够的证据说明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阿),其中最古怪的,就是这个案子,破得十分迅速,去找尸体,一去就找到,,去抓人,一抓就抓准,不免让人觉得警察们如同神兵天降。
  北京警察的素质的确不错,但不错也得有个谱,兵总被骗出去杀掉,家人还没意识到他失踪,第二天警方就把雇杀手的北京中间人抓住,这也太神奇了吧!
  实际上我所了解的情况,颇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
  兵总失踪,被杀,报案的,正是那个中国妻子,我们就给她个代称,叫“秀”吧。
  实际上,她已经放弃了杀人的企图,这也成了最后对她从轻判决的重要依据。
  原因是等到雇佣了基托夫去杀兵总,已经谈妥了酬金并且已经交付了三分之二(剩下的约定得手后再交),秀渐渐冷静下来,觉得杀人这种事儿太过分了,于是通知北京的中间人 – 算了,做决定的时候我情绪太激动,这件事儿从长计议吧。
  北京的中间人倒也无所谓,告诉基托夫,说算了,那边不让动手了,行动取消。
  万万没想到的是,基托夫却不干了,说这不行,干这一行有干这一行的规矩,收了钱不能退的。
  中间人告诉秀,钱,不能退的阿。
  秀这时候已经很冷静了,说不退就不退吧,没关系。
  但是基托夫第二句话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抓狂状态 – 我们还有一个规矩,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把事情做成,不做是不成的,这是信誉!
  中间人吓了一跳,转过来告诉秀 – 人家说了,不做是不成的,这是信誉!
  秀也吓了一跳,把剩下三分之一的钱也打过去了,说不行啊,这事儿就此打住,钱给你们给齐,就当人已经杀了。
  基托夫说钱不是问题,我不能因为这一个案子坏了名声,非杀不可。
  私下里,基托夫对中间人说,这个兵总太坏了,和我们俄罗斯的坏人一样坏,太坏了,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个供述是中间人说的,基托夫死活不承认,说我就是一国际友人,某某请我一起拉兵总出来,因为那个人平时做的坏事太多,轻易不敢出门的,看到我这样的老外好骗他出来。我不清楚其他的事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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